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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碧梧也一直没有结婚。1983年，姐弟俩年过五旬，一起搬到府东社区实小弄的房子里，互相依靠。两人年纪渐长，家里换灯泡、安窗帘之类的杂事需要人帮忙，便会喊顾永芳和其他兄弟来。

这是太仓市人民法院办理的第一起遗产管理人案件。王坤说，在这一制度出台前，实际情况中尽管有遗产酌给制度，但要应用起来，没有继承人便没有起诉对象，“就是打官司没有被告”。他说，过去像这样的案例，遗产会上交国有。遗产管理人制度可以防止遗产处于无人管理状态，避免相关权利人利益得不到合法保护，且可以保障遗产公平分配。

2006年5月，杨碧梧中风，需住院治疗。除了护工照料外，原太仓市总工会机关工会主席袁琦光告诉《今日说法》，杨碧梧住院期间，杨启本一直陪护。府东社区副主任朱晔回忆，杨碧梧在卧床住院许久后提出，自己走了后，需要总工会和社区帮忙照顾弟弟。顾永芳说，他和哥哥弟弟也受到了嘱托。

独自生活时，杨启本会捡起年轻时的手艺，他在上海学过红帮裁缝，后来进了太仓服装厂工作，直到退休。家中橱柜里有他的裁缝尺、眼镜、剪刀和其他工具，他给顾家兄弟做过袖套。

在外人眼里，杨启本因聋哑，不怎么和邻里街坊打交道，他的社会联系主要就是顾家兄弟。住在杨启本家楼栋对面的龚阿姨提到，见过兄弟们来看老人，老人一个人住，平时都不出门，居委会给他送东西，就在外敲敲窗

凡乐湖北麻将照片中间的老人一米五八的个子，戴着帽子，和蔼地看向镜头。在他身边围了两排小辈。大门上贴着的大红福字、一对灯笼，映着人们的满脸喜气。

律师宋陶是此次民政局遗产管理的法律顾问，他了解到杨启本留下的遗产分为房子和银行卡里的钱，为避免遗产灭失，先让顾永芳继续管理遗产。考虑到三兄弟在没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对杨启本进行照顾和帮助，宋陶说，他和民政局反复协商遗产分配方案，认为房屋可以完全分给三兄弟。

朱晔说，聋哑群体普遍有自我保护意识，很信任的人才能和他交流。他回忆，在杨碧梧去世后，杨启本稍微沉默了些，不常去社区，上门看望的社区干部反映，那段时间老人不很开心。但后来顾家兄弟看望他，社区里的党员有时看到老人一个人等在楼栋口，会拍拍他的肩膀，比划一下今天是不是有人来？老人就开心地点点头。杨启本有次带着和顾家人的合影到社区，指给朱晔看。朱晔在纸上写话问，有家了？老人笑得很幸福。

杨启本姐姐叫杨碧梧，大他1岁，曾是太仓市总工会的干部。顾永芳记得，他人给杨启本介绍对象，杨碧梧说，弟弟聋哑，如果再找个聋哑，生下来再聋哑，这就不好了，便没让弟弟找对象。

肖建华说，“据此，指定管理人的法律程序有了更多的启动和适用的机会，对被继承人尽到主要扶养义务的申请人参与遗产管理也因此具有程序的正当性。因此，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案例完善了立法关于遗产管理人的制度。”

判决书上写道，民政部门承担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事业、社区服务等工作，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等，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太仓市民政局担任杨启本遗产管理人后的职责为：（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六）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到了时间，杨启本都会在楼栋路口处等待着。顾永芳来了就坐在杨启本的卧室桌旁，茶已泡好，他和老人坐一小时。杨启本会在白纸上写字和顾永芳交流，比如电视机放不出，空调有问题了。平日遇到问题，便通过楼上邻居给顾永芳打电话。顾永芳习惯把杨启本家的电视调到静音，因为担心他听不见，怕遥控器误操作，声音影响到邻居。

随着年纪增长，杨启本的身体日渐衰弱。2017年9月24日，上午九点，顾永芳如约来到杨家小区，杨启本却没有等在楼栋外。顾永芳开门进去，在卧室地上看到了倒下的老人，边上正是他们平时喝茶交流的座位。

住院的这些年，杨启本半边身体不能动，不能写字了。顾永芳说，会和哥哥弟弟注意他的表情，平日问问护工他的情况如何，把病床摇起来，看老人的状态。他们有时会带水果看望老人，把水果打成汁。杨启本的事基本由顾家兄弟包办，杨启本住院时，重阳节社区发糕点，会打电话让顾永芳去领，到了年终，顾永芳帮杨启本领慰问金。

追溯起顾家和杨家的渊源，那是上两代时就结下的联系。顾氏三兄弟的奶奶是杨启本的奶娘。“在乡下，吃了奶就当干儿子一样”，顾家老二顾永芳说，他从奶奶那得知，杨启本生于太仓，出生时是健康孩子，4岁那年发高烧，烧坏嗓子，说不了话，成了聋哑人。按辈分，他管杨启本叫叔叔。顾家三兄弟年少时，常跟着奶奶一起去杨家。逢年过节，双方都会来往。

2021年，老人去世，这段故事原本将被埋没。同年民法典新增的遗产管理人制度，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被看见——因杨启本遗留的财产无人继承也无人受遗赠。太仓市民政局依据法院判决书，将杨启本留下的遗产悉数分配给了顾家三兄弟，肯定了他们的善举。

这样的照料渗透进杨启本生活的方方面面。顾永芳记忆里，之前曾陪老人去附近中医院看过白内障，做了手术再开药回去。杨启本年纪大了腰不灵便，便陪他寻医问药。

李军涛印象中，杨启本是比较和蔼、心态好的老人，有时医护人员去测血压、测生命体征，他面带笑容，面对医护人员写下的问题会点头、摇头回应。李军涛知道顾氏兄弟常来，给他送生活用品，如护理垫、纸巾等，有时也会辅助护工一起帮老人擦身。当杨启本需要更改治疗方案，医院是与顾家兄弟联系。

家中摞得整齐的相纸是杨启本与顾家晚辈的合影，记载着他们从2013年到2017年的变化，有几张相纸背后，老人一笔一画地写下照片上每位成员的名字以及照片拍摄地。站在最中间的老人似乎享受着小辈环绕的幸福。

2014年6月，杨碧梧离世。府东社区居委会一份《关于杨启本晚年生活的情况说明》的材料显示，当时总工会和社区牵头，与顾家三兄弟及杨启本一起开了座谈会，让杨启本自己选择哪位亲属照顾他晚年的日常生活。

顾氏三兄弟的案件也是太仓市民政局第一起经办的遗产管理人案件。民政局办公室经办此事的张姓书记向澎湃新闻介绍，法院判决后，民政局先和社区沟通，核实了基本情况，其次了解顾氏三兄弟的需求，再联系了法律顾问做专业咨询。他咨询过律师，相关费用可以在遗产中支付。

顾家兄弟的父母早早离世，老大顾永元做过厨师，老二顾永芳早年是司机，老三顾永其有一个工厂，平日繁忙。被问及为什么这样照顾杨启本，顾永芳说，兄弟们退休后有闲暇时间，他一直把杨启本当长辈，心里也惦念杨碧梧的临终嘱托，“他无依无靠，我们就要把他照顾好”。

王坤说，在走访中他还了解到，杨启本老人对三兄弟十分依赖，“在这个案子中，（三兄弟给予老人）精神上的陪伴可能比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最后，法院判决将不是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遗产债权人的顾氏三兄弟列为了案子的利害关系人，并认可他们的诉求，指定太仓市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

顾永芳和哥哥弟弟来看望时会留意带些红烧菜，因为老人自己做饭只能白煮——家里的厨房排了一排电饭煲，姐姐在世时担心用火危险，不让弟弟用煤气灶。有时他们问老人下星期要吃什么，老人就在白纸上画，想吃鱼画一条鱼，写“红烧”。顾永芳说，一般带去的菜能够老人吃三天。

老人名叫杨启本，1930年生人，是一名在太仓的聋哑人。他身边的晚辈们是顾家人，和他并无血缘关系。但从2014年到2021年，顾氏的三个兄弟悉心照料了杨启本的晚年。

早些时候，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和杨启本病床边的老人家属都不知道顾氏三兄弟和杨启本没有血缘关系，以为是远方亲戚。有次年初一早上，李军涛见到三个兄弟都在老人边上，“兄弟来的时候，老人就很开心。”

但随着老人去世，杨启本在实小弄的房屋无主了。顾永芳说，杨启本生前未留下遗嘱，也没有亲属继承。有人建议他们兄弟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三兄弟给府东社区居委会写了申请，居委会建议他们走法律程序。

新安康复医院老年科的李军涛是杨启本的主治医师，她说老人住院时意识清楚，但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处于卧床状态，肌肉萎缩，关节活动僵硬。护工每天两小时要帮他翻身拍背、擦身，饮食需要鼻饲。

这样的相约因一次事件被改变。顾永芳记得，那次公交车误点，杨启本想打车去顾家，给司机的地址把板桥写成了花桥，送到才发现地方不对，司机只能把他送到昆山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顾永芳，顾永芳让女儿和侄子开车去接。女儿回忆，那时看到杨启本老人，他已是要哭的样子。

太仓市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坤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接手这一孤寡老人案件时，曾考虑法律上的遗产酌给制度，即如果顾家兄弟对杨启本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即使没有血缘关系、继承关系，可以适当分给一些财产。王坤通过走访民政局、居委会、康复医院，了解到三人所述的扶养情况属实。

杨启本的鼻息有气，但身上凉了，顾永芳马上打了急救电话，附近的中医院救护车把老人送去就诊。杨启本被诊断为脑梗、半身瘫痪，当时87岁。

在医院住了十天后，顾永芳帮杨启本联系上了新安康复医院。每月5000元的护理费，杨启本的退休金加上之前的储蓄可以支付。在医院办事的文件是顾永芳签字，他在表格上的关系空格上填的是“叔侄”。顾永芳和哥哥顾永元隔一天会去探望。

这个建议的背景是，民法典自当年1月1日施行，其中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顾家三兄弟于2021年1月向法院提出诉求，希望指定太仓市民政局作为杨启本的遗产管理人。

一处长长的小巷子，转弯通向13号楼栋，楼栋的白墙下留着青苔印记，杨启本曾独居在此。推开1楼的门，是两间卧室，厨房摆着过去的瓶瓶罐罐、储物间塞着储存衣服的老式皮箱。

当时还有几项方案。府东社区党委书记沈秋艳说，包括由一名远方亲戚照护老人，不过对方提出要继承遗产。顾永芳印象中，另一方案是杨启本住进养老院。

因为此事，顾永芳和顾永元商量，周日不要让老人自己去顾家了，他们每周日九点去老人家里。兄弟俩都知道，杨启本没有电话和手机，不能随便改约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华曾在接受《人民法院报》采访时提到这一案件中“利害关系人”的含义：“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一般限定于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遗产债权人。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是由法定继承或遗嘱确定；而遗产债权人则由司法文书或合同等法律文件确定。而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对被继承人尽到主要扶养义务的申请人，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人民法院在这个案例中，扩大解释‘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并据此对遗产纠纷进行裁判，丰富了民法典‘利害关系人’的内涵。”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困难。宋陶认为，遗产管理人制度出台后，相应的细则还没有配套跟上。他回忆，房子办理过户时，房屋产权管理机构找不到配套的法条和法律依据，房产分给顾氏三兄弟到底属于买卖所得，还是法院判决？他只能和机构解释，这是新的制度，在这个案件中，民政局作为行政机关分配遗产，从而可以对房屋进行处分。民政局为此写了书面情况，最后以代理人的身份，办理了过户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