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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舍建筑出土的大量无字圆形方孔小铜钱，有可能是剪轮五铢或龟兹无文小铜钱之类。龟兹有仿照五铢铸造龟兹五铢和汉龟二体钱的传统，这种无文小铜钱可能受到剪轮五铢和东汉末期无字钱的影响，铸行年代当在南北朝时期，在新疆轮台、库车、拜城、新和、民丰、且末、若羌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

中期(第二阶段，约公元4-6世纪)，增修塔里木盆地流行的“回”字形佛殿、厨房等建筑，构建出中心广场。方形大塔可能修建于这一阶段，但因独立于外且无连续地层，不排除更早或更晚的可能。佛教信仰从以舍利塔崇拜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为中心转变，供奉的佛像形体较小。

它处于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洪积台地上，其西、南面为辽阔的恰克马克河流经的冲积平原。虽然地处荒漠，但周围有绿洲。

凝视着莫尔寺遗址，可以回想出汉唐时期，疏勒佛教兴盛，造塔建寺随处可见，讲经说法的名僧在此云集的景象。玄奘经过时，这里有大小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是当时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公元10世纪前，佛教属于当地流行的主要宗教，对西域乃至全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真正需要的是相互成就，而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国际社会应共同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在新疆喀什古城外，有一方一圆两个耸立的土墩子。在一般人眼里，或许会觉得平平无奇。但这两座所谓不起眼的“土墩子”，却是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莫尔寺遗址。

寺院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废弃的原因，是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传播和佛教寺院变迁、佛教造像艺术演变和汉唐时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长达五年时间的系统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复原了遗址的总体布局和各类建筑的形制结构，揭示了遗址寺院建筑的兴建、发展和废弃的历史变迁。

寺院建筑布局也被完整揭露，结合不同建筑朝向变化和打破、借用、避让关系，以及出土遗物特征和碳十四测年，揭示出寺院的演变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至迟始建于公元3世纪中叶(东汉末或三国)，约9世纪末10世纪初(唐代)废弃，延续时间近700年。

“莫尔佛塔”的名字，是当地人依据它的外形流传下来的叫法，“莫尔”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烟囱。很多年以前，当地人把耸立于台地上的高大泥土建筑称作烽燧、烟囱。

莫尔寺遗址在喀什市中心东北约33公里处，位于有着“百果之乡”之称的伯什克然木乡境内，与最近的村庄莫尔村直线距离约4.5公里。

结合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等综合分析，大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兴建而又很快废弃的。据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这处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所关联。

喀什乃至整个南疆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对莫尔寺的研究和保护。为加强遗址保护、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喀什地区文物局、喀什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协助下，于2019年6月开始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主动考古发掘。

通过五年时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莫尔寺遗址集中分布在北、西、南三面为陡崖的洪积台地西南部，长约200米、宽近100米、面积近2万平方米，形成主要借助高耸的自然台地而不设围墙的大型地面佛教寺院。

寺院建筑群以圆形塔为中心，在北、东、南三面修建各类不同形制、功能但毗连接续的房屋建筑，圆形塔北形成中心广场，方形大塔位于遗址西北端，山门大殿和山门大道位于东南端，形制布局保存基本完整。

莫尔寺是古疏勒佛教文化的重要见证。古疏勒约为今新疆喀什地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此交汇，西通南亚、中亚和西亚及更远的地区，连接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疏勒因而也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汉唐时期，疏勒佛教兴盛，盛行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名僧们在此云集、讲经说法。

同时，遗址清理出山门大道、山门大殿、带主殿的多间式大佛殿、带中心佛坛或塔柱的“回”字形佛殿、独栋式僧房、带坐台的僧房或禅室、厨房、讲堂等10余处大型建筑基址，发现并部分复原圆形佛塔的基台、方形大塔的基座和基台。

考古发现的器物风格既包含印度和中亚佛教传统，也有喀什当地特色，还反映了中原文化影响，是三者在中国最西部地区深度融合的首次发现。

后来，新疆的佛教文化遗存，湮没在千余年史海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在新疆四处侵扰文化遗址，这些西域佛教遗存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早期(第一阶段，始于约公元3世纪中叶)，修建了山门大道和山门大殿，印度、中亚风格的覆钵式舍利塔和仅见于喀什本地特征的独栋式多室僧房。

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是时代现实，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思考安全问题，必须坚持客观、辩证眼光。首先，应摒弃绝对安全迷思，坚持共同安全理念。一边要求别的国家开放，一边打着“去风险”的旗号关闭自己的大门，这种双重标准只会制造发展与安全的双重困境，最终必将反噬自身。其次，各方应明确求安全和促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应合理界定和防范风险，不能把相互依存与不安全简单画等号。对世界经济影响重大的主要经济体尤其要以理性态度平衡好安全和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再次，面对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搞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泛安全化，而应加强对话，根据相关国际规则妥善加以管控处理。对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各方应就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来有效维护安全，促进发展。

莫尔寺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佛寺建筑群，出土了包含石膏佛像、剪轮五铢和开元通宝等铜钱和其他石、陶、铜、木、纺织品等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基本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确定了寺院的总体布局和寺院建筑的类型和结构特点。

喀什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历史名城。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如今的喀什从西部边陲走向“通江达海”，已初步构建了公路、铁路、航空“三位一体”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向西开放格局正全面形成。当地的经济、社会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处在多重机遇叠加期的喀什，更多美好愿景正逐步实现。

十分巧合的是，南疆铁路阿喀段在建设过程中，为了避开古玛塔格山，向东蜿蜒绕行，正好来到了莫尔寺遗址附近。也是因此，考古学家肖小勇在讲述莫尔寺时提到，“坐着火车看佛塔”的景象。

根据考古发掘，可以初步推断，莫尔寺最先修建的是圆形塔，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陆续修建僧舍和“回”字形佛殿，武则天时期又增修了大佛殿。

本世纪初，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预防冲突的金色拱门理论”，认为任何两个开设了麦当劳门店的国家都不会彼此开战，因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纽带将胜过战争欲望。当时，经济全球化被普遍视为有利于全球发展与安全的积极力量。但如今，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一些人心中捕风捉影、草木皆兵的“合作恐惧症”不断蔓延。个别国家的政客甚至公开宣称：如今的汽车如同“装了轮子的苹果手机”，可以搜集大量信息，“假如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车，北京能让它们同时熄火”。这种荒唐逻辑引发广泛批评，被认为是“伪装成涉及国家安全的贸易制裁和保护主义”。在这个由经济全球化塑造的世界，商品、资本、人员、信息每一刻都在全球流动，各国相互依存已成常态。执意以零和思维看待世界，毫无根据地炒作所谓安全威胁，与时代现实严重脱节，也明显背离了历史发展趋势。

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是安全风险，而是世界繁荣稳定的正资产。历史和现实共同表明，各国在遵循市场规律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不仅能给彼此发展增添助力，也有助于相互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关系体系保持整体稳定有序，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不断提升互利合作有密切关系。以安全之名扭曲破坏国与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只会加剧误解、侵蚀互信，对国际关系形成干扰，制造安全风险。从长远看，一个被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左右的世界，将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世界。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复苏脆弱，各国扩大开放，加强互利合作，才是符合人民利益，为世界增添稳定性、确定性的正确选择。

虽已历经1800余年沧桑岁月，莫尔寺仍然保留了丰富的人文信息。地处高崖又基于多重台基之上，慕名前来瞻仰的人们要抬首仰望才能见到佛塔的巨大全貌。

在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莫尔寺遗址仅采集到一些陶片等标本。2001年，莫尔寺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安全需求，但如果搞泛安全化，长期看只会自损安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奥利·维夫曾就安全范畴不断扩展指出，关键问题是要确定“在何处停止”。当前，越来越多学者警示，美国正显现出陷入“泛安全化陷阱”的趋势。一旦执迷于所谓绝对安全，将安全范畴任意扩大，对内可能造成封闭排他倾向，导致发展资源的错配与浪费；对外则极易自树“假想敌”，陷入零和博弈，破坏正常国际合作。近年来，个别国家强推“友岸外包”，构筑“小院高墙”，泛安全化趋势不断加强，其政策思路已从自己“跑得更快”变为“跑得更快，同时绊倒别人”。这种做法严重损害全球繁荣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指出，地缘经济割裂加剧正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贸易联系已因此发生变化，经济效率可能蒙受损失，最终的影响很可能是使全球经济韧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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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0世纪前，佛教是喀什地区流行的主要宗教，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世纪上半叶，佛教遭到镇压，佛教建筑与艺术被毁坏，曾经林立的佛教寺塔自此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陆续发现，湮没史海千余年的新疆佛教文化遗存才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莫尔寺遗址是目前中国最西部始建年代最早、延续至唐末、且保存至今的一座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揭示了从佛教初传中国到唐末这一时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国化发展演变过程。

莫尔寺遗址发现的“回”字形佛殿供奉的可能是佛像，说明已出现“像”崇拜。两个“回”字形佛殿中，靠东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东南，似乎与圆形佛塔保持着某种呼应，也是离圆形塔比较近的建筑。两座僧舍的平面布局十分独特，应该是疏勒本地的样式，不过其朝向也都面朝东南。唯有大佛殿远离圆形佛塔，面朝东北，平面布局具有中原佛殿的结构特征。

莫尔寺遗址所在台地的范围已经因长期侵蚀而大幅缩小，原来布局有建筑的地面有的已坍塌倾覆，相应建筑也被破坏。考古人员在台地以西约30米处，发现了一眼井，挖井时形成的堆土环绕在井口周围，井口呈长方形。井口周围仅发现残陶片，井内没有经过发掘，没有证据可以确定其年代。但鉴于其独立出现在离寺院建筑如此近的地方，应该有理由推断其属于寺院的供水设施。目前一般认为此井属于从莫尔寺遗址南约100余米通过的坎儿井系统，是其中的一口竖井。据相关资料，这里的坎儿井原来有3条，另两条没有找到。

覆钵式舍利塔是遗址最早修建的建筑之一，位于建筑区的中心，以其为基点，佛寺于北、东、南三面陆续增建和扩建，大体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

安全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但总有一些人打着维护安全的旗号，人为制造安全风险。他们执意将国家间因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依存关系视为威胁，以维护安全之名制造科技壁垒、割裂产业链供应链，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稳定造成冲击，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担忧。你输我赢、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早已过时，真正安全的世界应该是深度交融、相互依存的世界。以零和博弈心态制造分裂和对立，与维护安全的目标背道而驰，只会导致集体不安全。

晚期(第三阶段，约公元7-10世纪)，主要新修具有汉传佛教建筑布局特征的佛殿、讲堂等建筑，殿内供奉2倍于真人大小的佛像。大约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主要建筑被烧毁。遗址废弃后，还经过了长期的废弃后利用阶段。

这些发掘成果，同时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商品经济、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等方面对西域地区的深远影响，实证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类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