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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丝绸之路，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丝绸等传到了西方，使得西方文明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佛教、雕塑、绘画等西方文化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如中国汉代绘画的色彩没那么丰富，印度、中亚比较强调写实和注重立体感，随佛教文化东渐后，中国绘画中的人物造型也有了很大变化。

在敦煌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古印度、叙利亚地区传来的文化元素，比如基督教(中国古代称“景教”)文献和摩尼教文献，它们在敦煌地区延续了1000多年；在莫高窟考古中，还发现了叙利亚文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十字架。

敦煌石窟在承载众多外来文化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仙也大量出现其中。比如在莫高窟西魏时期第249窟、285窟，能看到东王公(道教主流全真道始祖)和西王母、伏羲、女娲等这些中国传统神仙，它们和外来的印度神共处一窟，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汇。

赵声良：通过敦煌文化，我们看到因为交流互鉴，从而促进人类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丝绸之路即是一个典型例证。由于东西方在丝绸之路上交往，中国的文化源源不断传到了西方，西方文明也源源不断传至中国，在敦煌实现交融交汇，然后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赵声良：敦煌石窟本身是一个佛教石窟，在古丝绸之路形成之后，敦煌恰处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东西方诸多文化元素都会在这里交融。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敦煌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曾经是一个“佛教的都市”，当地很多人都信佛。

敦煌石窟蕴藏了哪些东西方交融交汇的元素？具有差异化的东西方文化，如何以浑然天成的形式传承千年？海纳百川的敦煌文化基因，对共建“一带一路”有何启示？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馆员赵声良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敦煌石窟早期如北魏(南北朝时期北朝首个王朝)阶段的菩萨造像，其雕塑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特点，这个地方曾受到古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佛像菩萨造像存在古希腊雕刻的一些特点。

赵声良：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敦煌石窟已从抢救性保护转入科学保护阶段，也就是预防性保护，在它还没有“变坏”的时候，我们就采取措施把它“堵”住了。目前已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可以保护它，保障敦煌石窟不再被毁坏，洞窟不会倒塌，壁画不会坏掉。

有一些宗教最初是相互排斥的，也有斗争，但在斗争之后逐渐融合，也就和平共处、一起发展。比如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初期，佛教与中国传统道教，以及儒家思想都有过斗争，在彼此斗争中也都在改变，在融合中中国化，在中国化中创新，在创新中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创新形成即是典型。

敦煌文化给当下的启示就是文明要交流互鉴，东西方之间才都能得到发展和进步，二者曾携手创造了如敦煌莫高窟这样辉煌的古代文化，就是一个典范。

赵声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几千年生生不息，是因为它本身有一种包容性，能够把外来文化吸收进来。东西方之间多种文明、多元文化因而在敦煌石窟中，可以“共处一室”，延续千年。

佛教传到敦煌之后，已不单纯是一个宗教，它带来了如印度文化、中亚犍陀罗(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文化，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波斯文化等很多外来文化元素，它们通过佛教艺术这个载体，也就形成了当下敦煌文化的特点。

以上这些发现，足以证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它没有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不断将其吸收进来。在敦煌石窟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神仙思想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共同融合，最后形成包容性比较强的敦煌文化。这种包容性也促使更多外来文化，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一分快3必中大小说起敦煌石窟，不少人都误认为敦煌石窟等同于敦煌莫高窟。事实上，敦煌石窟指的是包括瓜州榆林窟、西千佛洞等敦煌周边大大小小的石窟群，莫高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与中国其他石窟不同，敦煌石窟出自民间创造，建造工匠既有中原来的，也有西域来的。

近年来，围绕敦煌石窟保护进行的一些探索和科技发明，在中国内地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依托每年举办的多场国际学术会，不仅迎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来研究敦煌文化，也通过本院学者去国外访问、讲学和做短期研究的机会，讲述敦煌文化和故事。

这就好比人生病了就要救治，但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不要生病。对于敦煌石窟来说，一个是要精准掌握洞窟里微观环境下，可能发生的病害，比如对洞窟温湿度和空气质量等进行监控；另一个是实时监测宏观大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对石窟造成危险的外部隐患，比如对大风沙尘、暴雨洪水等进行预警。

20世纪80年代，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经过几十年努力拼搏，中国敦煌学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敦煌研究院出版了500多部相关著作，《敦煌研究》已成为敦煌学领域的顶级期刊。

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石窟虽然是佛教艺术，石窟里的壁画内容也是佛教主题，但其中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很多文化元素，如在唐代经变画中，既有印度高僧、中亚人、波斯人等文化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很多是从事农业耕作的中国古人，以及普通老百姓民俗生活等中原社会生活的反映。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先后受聘为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客座研究员、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主持完成多项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教育部重点研基地重大项目。出版《敦煌壁画风景研究》《敦煌艺术十讲》《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二十余部著作。

这套目前中国最先进的预防性保护措施，正在向丝绸之路沿线推广和普及。我们还建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首个模拟研究平台——多场耦合实验室，致力于为文物“治未病”。“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两个国家级文保平台，承担了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十余个省区文物保护。

而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洞窟壁画上，还出现了爱奥尼柱式的典型希腊神柱。在不少北凉、北魏壁画里，大量出现了被中国古人称作“凹凸法”的印度式绘画方法，颜色由浅到深，表现出了人物肌肤、面部和手等的立体感。一些菩萨造像，也具有印度刻画人物时惯用的S形“三道弯”造型。

今天面对敦煌石窟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宝库，我们更应该深刻体会到只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融合理解、平等交流，才能携手发展，从而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