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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同机构师生配比不一样，一般在1∶10到1∶20。有时并不会分别配备这几类人员，往往是一人承担多个角色。

来自深圳中学的孔芷晴老师今年6月带队参加了高一年级的研学实践游，该项目由学校和旅行社合作举办，高一学生自愿报名，费用是1888元食宿全包，无额外收费。

未来研学市场要良性发展，张朝枝认为，需要进一步健全行业规范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近几年，教育部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对研学游严加管理。部分地区开始对研学旅行进行更为详尽的监管和指导。

“消费端的要求提高了，市场才会作出改变。”张朝枝建议，消费者要想得到良好的研学体验，需要比研学机构“先行一步”。家长和学生要增强对“研学游”市场的了解和判断力，明确自身研学目的，选择合适的项目，以此“倒逼”研学机构提供更为优质的研学产品，让研学游回归教育本质，让孩子获得真正有意义的研学体验。

为什么本该“细嚼慢咽”的研学，变成了“特种兵式旅游”？王辰报名的研学游机构为了节约成本，将酒店定在距离景区几十公里的郊区小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路上。早上6点洗漱、吃饭，7点出门，即使不堵车，最快也要9点到达景点。一天下来，花在来回路上的时间就要4个多小时。“游”是充分了，并没有“学”到多少。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刘茜茜经常带孩子游历四方、增长见识。去年，她在南京博物院遇到了一群前来研学的孩子，大部分学生在一边玩手机，极少数同学认真听讲解。她站在边上听了一会儿，“感觉讲解的内容虽然很好，但不太适合小学生，有些地方我也听不懂”。

端午假期，五年级的陈鹏宇和班里39名同学来到山东济南进行为期3天的研学游。在山东博物馆和山东科技馆，他遇到了很多同样前来研学的学生。

对于这5日的研学产品设计，学校下足了功夫。孔芷晴说，学校提供了3条不同的省外研学路线，她所在班级抽到了去长沙进行红色教育主题路线，包含农村实践与城市参观。

研学游如何保证真“研”真“学”？在张朝枝看来，好的研学游在产品设计上，要体现明确的教育理念。“要将研学游当成一门课程来设计”，设计者要清晰地了解研学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核心知识点怎么选择，用何种方式呈现，“只有明确了这些，才能让学生从中获得教益”。

乐天体育app官网今年“五一”假期，河北某中学学生王辰和同学来北京研学。根据学校发放的研学旅行手册，他们此次研学行程包括：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长城、天坛公园、颐和园或圆明园、环球影城、南锣鼓巷。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研学团并未配备研学旅行指导师，还有的让导游来充当指导师。家长和学生对此并不了解，很少会查看研学团的师资情况。目前市场上的“研学旅行指导师”，存在管理机制不清晰、准入门槛低、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很多是导游转行。

张朝枝认为：“研学旅行指导师不仅要懂旅游，更要懂教育。例如，会利用现场环境教育、引导学生，开展互动式教学等，不是简单的旅游讲解。”他建议师范类大学将研学旅行指导作为重点方向拓展，“我们的教学方式应该多元化”。

师资配备中，研学旅行指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要负责学生在旅行过程中的教育，帮助学生获得有益的知识和经验。2019年，中国旅行社协会发布了《研学旅行指导师(中小学)专业标准》，明确了研学旅行指导师的术语和定义、专业态度、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2022年，该职业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纳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并在今年被更名为“研学旅游指导师”。

但5天时间里，他们只去了6个地方。“每天除了拍照，就是草草浏览，感觉没收获什么知识。”王辰有些遗憾地说。国家大剧院参观时间原定两个小时，被缩减到10分钟，他们甚至连二楼都没上去，老师就通知要集合了。

在一些研学游中，安全员和队医同样“缺位”。王辰讲述，因为没有队医，研学过程中有学生出现崴脚等意外情况，只能原地休息。闵琪也称研学团中没有医务人员，曾有学生外出时被车辆剐蹭，只能联系带队老师赶到现场处理。

来自江苏大学的闵琪也有同样感受。去年，她与50多名同学一起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研学项目。大家明显感到“趣味性有余而知识性不足”。闵琪说，她和同学们更想通过研学得到学术和知识上的提升，但课程设置不太合理，“只参观了一些景点”。最后，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学校又临时增加了专业课程，满足大家“学”的需求。

刘茜茜认为，一些研学产品关注到消费者对于“学”的需求，也会安排文博、科教等内容的路线，教育形式是到位了，但对内容却“研磨”得不够精细，没有切实考虑研学内容与学生认知是否匹配。

据《深圳特区报》今年5月报道，深圳市部分区正开展青少年研学体系建设试点，组织团队对省内外主要研学点位及研学资源进行实地调研，梳理不同主题阵地，联动研学基地、行业协会、爱心企业和专家学者制定路线，保障研学路线合理、研学师资专业。

“学和游最大的区别在于，学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张朝枝表示，很多研学产品之所以达不到消费者预期，是因为一些研学游不是从教育角度出发设计的，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哄孩子开心”。

“很多时间都耗费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上。”陈鹏宇说。进入场馆后，不少同学跟在队伍后面无所事事，有的干脆席地而坐，聊天、玩手机。

闵琪认为，由学校把关的研学项目比较“靠谱”，学校能牵头搭建更好的学术平台，他们之前研学游享受的资源都是当地高等学府的重点课程、优秀教授。“如果是我们自己出去玩，一方面，可能无法碰到这么多年龄相仿又志趣相投的朋友，产生热烈的思想交流碰撞；另一方面，可能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好的学术资源。”闵琪说。

原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于2017年5月1日实施，明确了研学旅行的服务细节。研学旅行的承办方需要为研学旅行活动配置一名项目组长，至少一名安全员、研学导师和导游。

“我们每40个学生配一个导游和一位带队老师。”陈鹏宇说，大部分游玩时间里，缺乏老师的管理和带领，同学们都是自由活动，有人索性找个角落打起游戏。

与同学结伴而行的研学体验留下了宝贵的“青春记忆”。孔芷晴讲述，此次研学游往返都是火车出行，车厢里，孩子们一起高歌欢笑、谈天说地，“和这么多同龄人一起，会有和家人出行时没有的乐趣，是难忘的青春记忆”。在研学过程中，孔芷晴发现班上的同学变得坚强、自立，也增强了团结协作的团队意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强了，同学之间的感情更深厚了”。

在红色教育基地，学生被分组安排至农户家中住宿，睡大通铺、抓鱼野炊、开展田野调查、参观历史文化遗迹，充满乡土情的实践对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