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采购登录页面十八岁以前,茨姆的世界里只有家、村庄、村外的草原与湖泊、二十几只牛羊和六匹马,还有偶尔去的县城。 她生活在香格里拉西北方向的纳帕海景区。她十岁辍学,十五岁获得第一份工作——抱着羊到村外的山坡上与游客合影。又两年后,在父母的催促下,她与一个见过三次面的男孩结婚。 这样的世界,在她现在看来,有些小,且不算有趣。 直到2011年,十八岁的她在山坡上遇到日本导演竹内亮的纪录片剧组。她成了剧组见过的“最爱提问的被拍摄者”,她对城市充满好奇,她冲着镜头问:天上有没有飞机的路?上海最高的房子有多高?她的口头禅是“不是吧”。剧组将她带去上海游玩,她第一次离开香格里拉。在后来寄给剧组的感谢信中,她提到,自己有一个开客栈的梦想。 十年后,当竹内亮的剧组再访纳帕海时,茨姆的民宿刚刚开业,她显得更明快、干练和笃定。茨姆从“抱羊女孩”变为“事业女性”,在互联网上,两个片段都让她走红。 但十年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温情与励志以外,故事有更多层面。茨姆知道,自己生活在新与旧之间,有些她已奋力冲破,有些她仍未企及。2011年,纳帕海高坡上,茨姆抱小羊时的留影,现在贴在民宿的墙上。 受访者供图 牛,羊,马 比起十三年前在镜头中的样子,茨姆更白也更瘦些,普通话更流利,语速变得很快。她还是喜欢穿藏式服装。 2024年5月下旬,当地旅游的平淡期,茨姆没有那么忙碌。紧邻纳帕海的东北角,她管理着家里的十六间客房。 在这里,她是老板也是员工。她一天的开启时间不定,主要取决于客人想几点吃她煮的米线作为早餐。一上午,她要退房、查房、打扫房间,开车来回近一小时,去机场或高铁站接送客人。下午是藏服摄影的高峰期,她负责帮客人化妆、搭配衣帽,然后继续为新客接站、办理入住。到了傍晚,则要开始准备客用晚餐。 民宿招不到长期的员工,“因为村子离县城太远,留不住人。”妹妹和丈夫可以帮忙,但很多客人是冲着她来的。正办入住的客人打听她在哪里,一下午,退房的两拨客人都要和她合影。有些人专门等待她的空闲时间和她聊天。她热情又感激地接待每一个人,常说“扎西德勒”,发微信时,每段话的结尾都会配上拥抱、微笑或是玫瑰花的表情。 完全称不上闲适的生活,茨姆说,她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去县里逛街或是认真看一部电视剧是什么时候。但这也是她渴望的、在过去无法想象的生活。 最久远的过去,她和姥姥姥爷、妈妈爸爸还有妹妹生活在一起。姥爷养了六匹马,预备在若干年后换成钱,供她上中学和大学,他年轻时在外地当过兵,是家里最支持教育的人。 2003年,姥爷突发胃出血离世,家里顿时“乱了,穷了”。不久后,十岁、刚上四年级的茨姆辍学了。 头几年,她为家里背柴、做饭、挤牛奶,春秋季种田,夏天继续放牧。村里有个马场,她偶尔去给游客牵马——自2000年启动西部大开发后,涌入香格里拉的游客越来越多。 十五岁时,妈妈买回来一只小羊,在村外的山坡上,茨姆开始抱着羊与游客合影。那里是往来梅里雪山的岔路口,可以俯瞰整片纳帕海草原,常有旅游大巴经过,但鲜有停下的。合一次影,每人收费五元。最多一次,她一天赚了六十元。 更多时候一无所获。唯一热闹的季节是冬天,纳帕海吸引来许多候鸟摄影爱好者。他们总是自言自语,晚上还得回县城住,这附近有住的地方就好了。她把这些话记下。 刚离开学校时,茨姆没有感到不平,因为“大家都这样”。她是家中老大,妹妹比她小六岁。那时,村里流行老大当家的风俗,无论男女,长子们的第一要务是帮忙家事、奉养父母、照顾弟妹。左邻右舍间,比她年长或与她年龄相仿的长子们,大多小学未毕业就辍学,“甚至有些从没读过书。” 渐渐认为不对劲,是在马场牵马时,她发觉自己听不懂游客说的一些话,或见到一行字,即使都认识,也总不明白意思。相比之下,同在那儿牵马的,“读到六年级的人就都能理解。” 然而,沮丧之后,她无计可施。 她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所在的村子离县城有七八公里的山路,“感觉上却有七八百公里远。”她从未离开香格里拉,家里的电视机是用来探知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电视信号总是断,父母就去院子里,把那卫星锅转呀转的。但频道还是一直减少,到最后,只剩下央视、云南卫视、湖南卫视等四五个频道。她唯一记得住的电视剧是《还珠格格》。 每天早上七点,她会带着青稞饼和水,抱着小羊爬上高坡,坐在石头垒起的矮墙上,天快黑时才回家。周围的牛、羊、马永远比人多。有时候她一天见不到一位游客,就绣十字绣打发时间。日复一日,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尽力完成,“但没有太大意思。”怎么才可以有意思,她自己也不太明白。 面前的纳帕海开阔,能看见几十公里外的云在下雨。风光随季节变化。秋天,雨水丰盈,雪山融化,水涨起来成为一片湖泊,汇入长江支流。这也是纳帕海的“海”字由来。而到春天,气候干燥,水退了下去,露出草原与湿地。茨姆和姥姥、妈妈在一起。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好奇的人 2010年,17岁的茨姆和21岁的洛桑结婚了,“一个亲戚家的阿姨嫁到别的村,说那里有个小男孩,可以结婚。”婚前他们见过三次面。 洛桑是家里的老二,不当家,所以要“嫁”过来。洛桑是个好人,见人和气,口头禅是“好——好。”但是没有爱情,茨姆说。她可以拒绝这段婚事,条件是必须自己再找一个立刻结婚,“我上哪儿去找?所以我不能说反对的话。” 她像接受辍学一样接受婚姻的安排——她的姥姥、妈妈都在十几岁时结婚,她的同龄人也是。而后,生养两至四个孩子,做饭、洗衣服、挤牛奶、割青稞,千百年来,度过一样的生活。作为长女、未来的当家人,她需要遵照这个模板。更主要的是,她“不知道还有别的可能。” 转折发生在次年。 2011年的春夏之际,日本导演竹内亮的纪录片剧组踏上了纳帕海湿地。竹内亮与中国妻子新婚,“想探索中国的故事。” 按计划,他们要拍摄住在县城近郊的一位养马人。拜访养马人前,竹内亮提议找一个制高点,拍下主持人阿部力俯瞰纳帕海的表情。他们开车上山坡,无意间进入一道写着“纳帕海旅游景区”的石门,抱着羊、穿着藏服的茨姆就坐在门后。 阿部力提问了海拔与天气,一开始,茨姆“不太爱说话”,普通话也生疏,问一句,答一句。剧组的人轮番与她合影,阿部力替她向游客招揽生意。 “外面来的人”,白一些、普通话标准一些——从前茨姆也试过和他们搭话,不过“一个团二十个人,问这个也不理我,问那个也不理我。”于是她习惯沉默。直到剧组的靠近,双方越聊越多,涉及工作、旅途、各自的生活。 导演的本能发挥了作用,竹内亮决定将拍摄的主人公替换为茨姆。征得茨姆的同意后,第二天,剧组开始跟拍她的生活。大约是三四天后,在干涸的纳帕海上,阿部力问茨姆,上海跟拉萨,更想去哪一个城市?茨姆毫不犹豫地说,上海。她回忆这个答案背后的逻辑:“拉萨虽然也远,但作为藏族,一生肯定会去。”从精神和物理距离上来说,上海都要更遥远、更珍贵。 而后,得知纪录片的终点、长江的入海口都在上海,茨姆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去上海要多久?上海最高的楼有多高?去上海的飞机能坐多少人?天上有飞机的路吗? 摄像杨林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撼,“通常都是我们拍摄者提出问题,被拍摄者总是在被动的状态中。但茨姆总跟你提问题,她对未知的世界有非常强烈的好奇。” 被打动的还有阿部力和竹内亮。当天回酒店的车上,阿部力提出想带茨姆去上海,竹内亮表示赞同,但杨林反对,“咱们是拍纪录片的,不能介入、改变别人的命运……你带她去上海,会改变她未来生活的走向。” 阿部力则坚定地说,和拍纪录片没有关系,茨姆已经成了朋友,只是帮一个朋友实现心愿,为什么不可以? 三人争执不下,但一致同意,他们从茨姆身上体会到一种亲近。他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们也好奇茨姆的故事、长江沿岸的世界。这与茨姆的好奇是相似的。这和城乡、阶级、年龄、职业身份都没有关系,有关的只是“不同”。因为想探寻彼此的“不同”,两方好奇的人碰到了一起。 最终,杨林妥协了,“沉浸式地拍纪录片,哪一部分是工作,哪一部分是生活,你其实很难划分清楚。”茨姆与妈妈在上海,这张照片贴在民宿的墙上。 受访者供图 “不只是这样” 去不去上海,茨姆家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小舅跑来和姥姥说,过些时候你就哭吧,好好的女儿、女婿、外孙女都回不来了。”妈妈听了也害怕,却表现出一种赌命式的支持,“妈妈说,还是要去,如果把我在上海弄丢了,她也就跳江不回来了。” 起先,剧组只打算带茨姆一人去,为让她家人放心,就说带着妈妈去,“他们依然怕村里人说闲话。”杨林说,最后剧组提议把爸爸也一块儿带去,“他们还是考虑了好多天,左右摇摆。” 等待十来天后,竹内亮通过香格里拉政府开出证明,“是合法拍摄的剧组。”茨姆终于找到杨林,说,她、妈妈、爸爸,决定无论如何要和剧组一起去趟上海。 之后的很多情境,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剧组带领茨姆一家游玩外滩、南京路、东方明珠塔等地标。在地铁里、黄浦江边、百层高楼上,茨姆总是兴奋,不断惊叹。回到香格里拉后,她通过当地政府,给剧组寄出一封感谢信,写道,上海之行“给我留下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 在上海,她第一次醉氧,第一次烫头发,第一次去KTV,第一次买了一条她称为“便服”的粉蓝裙子;剧组给她买了个蛋糕,她过了人生中第一个生日。不过那天并非是她的出生日期,其实她不知道自己准确的出生日期,“谁也不知道。”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突然觉得“被打开了”。她说出一个非常具体的节点——入住上海的酒店时,她发现房间里带卫生间。 十三年后,在她自己的民宿中,她努力解释这种抽象的感觉:原来她根本不知道房间里可以有卫生间。所以,卫生间在这里并不只是卫生间,而是一个启迪,她发现世上有许多“不只是这样”的事物。早在去上海以前,她就模糊地规划过开民宿,“大概就是能提供床位就好。”去了上海她才知道,除了床,还应有卫生间。 也是从那一刻起,她不想再抱羊了。“至少要继续学习”,比方说,找一份能学到东西的工作。辍学的苦闷、被安排生活的不满——所有的情绪都有了出口。2022年,竹内亮重访纳帕海,茨姆已在经营自家民宿。 纪录片截图十年 从上海分别后,大家默契地回到自己的生活。只有杨林与茨姆互留了联系方式。之后的两三年里,为其他拍摄工作,杨林又去过两次香格里拉,两次想看望茨姆。有一回,茨姆不在家,家里多了个据称是她儿子的男孩。还有一回,他们家办丧事,茨姆忙于接待、做饭。 看到茨姆仍在平静度日,杨林放下心来。那以后,两人几乎不再联系。 直到2021年,学习汉语、搬到中国近十年后,竹内亮决定重走长江。次年夏天,他和杨林再次来到茨姆家的庭院时,这里已然成了一家民宿。陈旧的院子被重新装修,铺了地砖,养了花,两侧搭出十六间客房。茨姆熟稔地接待客人,打点民宿各处,他们感到惊喜,她“成熟了,讲话流利了,像个老板了。” 一切改变,始发于上海,又不止于上海。 从上海回到香格里拉的三年内,茨姆接连生下两个孩子。2014年,村里的朋友叫她一起做向导。两人在公路上招揽自驾的车,陪着去松赞林寺、普达措、纳帕海等地方。这是第一份让她享受的工作,她喜欢接触人,尤其是外面的人,喜欢听他们讲故事。 又过一阵子,她去马场帮忙牵马,认识了一位昆明来的创业者,被其邀去独克宗古城的一家小吃店上班。她是店里唯一的员工,常常早晨五点多出门,夜里十一点才回。 没多久,老板离开香格里拉,小吃店也歇业了。正发愁要做回家庭妇女之际,一个熟客又找到她,说自己在古城开了民宿,缺人手。 她认为那是她生命中第三个关键时刻,头两个分别是认识竹内亮剧组和去上海——总之,她欢欣雀跃地走入这个时刻。一切从头学起,铺床、清洁客房、操作电脑。两个月后,她升任店长,兼管前台、客房、餐厅。 妈妈吵着要她辞职,“刚开始只有两千块的工资,又累。家里面的忙又一点帮不上。”过年,她为民宿的客人做年夜饭,不帮家里做,“回家就吃,吃了就睡觉,睡醒了又去上班。”这不符合本地对女性的要求,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学会了开车,花六千元买了辆接近报废的二手车,“每天闭着眼睛开过去,太累了。”但是快乐。车总是熄火,得在路上拦人推车。但是快乐。冬天下雪,车打滑,上不了长坡,快到古城时,她要下车步行几公里到店。但是快乐。 那是她“最充实、最有干劲”的一段时期。她喜欢做民宿——抱小羊、牵马、做向导、打工,这些工作都是别人“给的”,不像做民宿,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只属于她自己。她去做这件事,是因为她主动想去做。这点意义非凡。 两年后,她自觉掌握了民宿的管理与运营方式,又见来纳帕海的游客越来越多,家里两个孩子都去上了寄宿学校……2019年,她想开一家自己的民宿。她被建议:想要做事,就早点做,不要拖延。 她立马动身筹钱。早期不敢把账算得太清,“怕吓到家里人,也吓到自己。”毛估了要一百万元。根据当地政策,一个户口能贷款三十万元,她动员家人一起贷。开始建设后,资金链断了好几次。她就找更多的亲朋借款。洛桑的货车、家里的两头牛也都卖了。为省钱,她和妹妹追玛自学设计,自画图纸。 2021年年底,在上海之行的十年后,茨姆开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宿。英文名则是妹妹追玛起的,Aurora(极光),原本只认为是个好意象。后来,她回看2011年的纪录片,才发现,取景外滩时,这个单词在楼宇间一扫而过。又一个遥相呼应的缘分。临近晚饭,茨姆将火炉生起。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新与旧之间 执着于开民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使面对家人,茨姆也很少提及:她需要一份事业换取自由。 早在古城的民宿打工时,茨姆第一次注意到,有许多女性住客,休假的、辞职的、退休的,一个人背着一个包就来了。住两天,再去梅里雪山转山。她忍不住和她们交谈,“我有点想象不出来,她们怎么可以一个人出来?” 自茨姆记事起,村里就有规矩,“结了婚的媳妇,不能一个人在外面过夜。” 今年5月,我在纳帕海草原上找到四位已婚妇女,年龄分布为三十至六十多岁。大家都说,在当地农村,这样的风俗是默认存在的,如有违背,父母不会支持,老公也会生气。原因则很难总结,是对媳妇的保护也好,束缚也罢,“反正一直是这样。” 34岁的卓玛在草原上给游客牵马。她只有过一次长途旅行,是和三四个好朋友一起去西双版纳,“和老公出去可以,和其他家人朋友出去也可以,如果老婆一个人出去,就有可能被说闲话。” 另一位四十岁出头、负责给游客照相的妇女说,这两年,村里自由恋爱的新媳妇或许可以不守这个规矩。她有个女儿,她不打算让女儿受任何限制。但她自己这代人,及她的女性长辈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也将这样过下去。 如果没去古城打工,如果没见到那些独行的女住客,茨姆想,她大概也愿意“这样过下去”。但现实正相反,从那时起,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其实民宿里有员工宿舍,但是爸妈、丈夫都不许她住,要求她每晚回家。她只能每天通勤。很累,也有点伤心。也是从那时起,她会想象,一个人坐汽车、坐飞机、在陌生的城市闲逛、睡在陌生的房间,会是什么感觉?她认为那是一种“自我的完整”。 独自远行成了新的渴望,但她绝不贸然展露这种渴望,因为结局一定是“和家里吵架”“被村里人非议”。她不想让家人为难,她要温和地进取。 因此,在她的设想中,获得自由的方式只有一个——村里默认的另一条规矩是,如果你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你可以自己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证明你成熟,有能力,可以只靠自己。” 多成功才算成功?茨姆也答不上来,没有标准答案,甚至没有前人做榜样。对她个人而言,等她把民宿的分店开到拉萨去,可以算作成功。在她的想象中,届时,家人、村里人都将认可她,她将有底气,要求一点小小的“自由”。 然而,如果一个女性连独身外出的权利都受限,她就很难拥有并经营好事业。茨姆表示赞同,“这就是不公平的。”但这就是她要走的路径。 妹妹追玛有不一样的路。 追玛比茨姆小六岁,却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父母默许她一直上学。她最终考上了昆明的大学,目前已毕业两年,正在家备考公务员。从没有人催她结婚,以后,她想自己去丽江或大理生活。她坦然地向家人说出这些,全家都支持。 姐妹俩说不清变化产生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互联网发达了,有新思想。也或许因为国家政策,明禁早婚……老人们的想法也在变。”可以明确的是,传统正在割裂,而茨姆的生活恰好在新与旧之间。 追玛感谢茨姆。小时候,姐姐把孩子辈要做的家务几乎包圆了,所以她可以安心读书。姐姐在古城打工,工资都拿来给她缴学费。古城的招工市场里,姐姐很吃香,“因为她是最老实的那个。”从不要求老板涨薪。她有时候甚至觉得姐姐“负责过头”了,拿着微薄的薪水,一人管一家店,心甘情愿地“一个人被当成几个人用。” 从上海回来后,姐姐确实“想法多了点”。但也仅限于念叨房间里要配个卫生间,有机会要出去打工。姐姐很会藏事,高兴的、不高兴的,都自己消化掉。姐姐几乎没有和家人红过脸。姐姐也从不和家里提要自由的心愿,至于她内心有多少渴望,没人知道。姐姐总是沉稳、顺服又隐忍。 强烈的情感只在不经意间透出。 2023年年底,竹内亮的朋友、纪录片导演木兰来拜访茨姆。两人逛草原,为避寒,钻进一座无人看守的小屋烤火、聊天。茨姆突然说,自己的偶像是叶海洋,一个独自走南闯北、单身生育三个孩子的网络名人。 她很郑重地告诉木兰,“我最不要什么?我不要爱情。”木兰问,那最想要的呢?她答,是“民宿”“成功”“事业”“自由”。 木兰离开那天,茨姆执意替她搬行李箱。因为这支行李箱跨过大洲大洋,她想沾沾箱子的运气,保佑自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2022年,茨姆与竹内亮在纳帕海边聊天。 纪录片截图 上海,东京,纽约 自由在靠近。这两年,茨姆去了不少地方。2022年,竹内亮邀请她去南京做客。2023年年底,香格里拉开通了高铁,她去了一趟昆明、一趟丽江。2024年四月,竹内亮的新纪录片在日本公映,她前去助力。不过,这些行程都是由妹妹或妈妈陪着去的。在她的定义中,这不是完整的自由。 她对外界的好奇只增不减。杨林在加拿大,阿部力在日本,竹内亮在南京——过去她对这些国家与城市没有地理概念,我们一起研究世界地图,预判航线和可能的飞行时间,分析每个目的地的气候条件。聊到兴奋的时候,她像十三年前在纪录片上那样,哇一声,说“不会吧”! 从香格里拉去日本,她晕车、晕机。到了东京,密密麻麻的新干线,她“看一眼就头晕”。2011年去上海,地铁里的人也多得让她喘不过气来。但两趟她都玩得很开心。她说,其实她不喜欢城市生活,但是她要有选择权。 未来,她还想去纽约找木兰玩,“一个人去。”当然,按她目前的计划,这一天还有些遥远,“就像十多年前,我和家人说我想去上海,太不真实了。”但她信心满满。 5月底,竹内亮的新片在上海路演,邀请茨姆参加。这是她第二次去上海,去这座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城市”。为这次出行,她很庄重地带了四套藏服,因为在当地的习惯中,服装样式要常换新,以示对人的尊重。 去上海,当然还是不能一个人去。她和表妹在昆明机场相会。表妹今年大四,原来是小语种专业,后来改学行政管理。表妹刚写完毕业论文,准备把上海之行当做一次毕业旅行。 候机时,表妹给她示范印尼语,早安、午安、晚安分别怎么说。她听得很认真。 她说,她最平静、愉悦的时光是童年,姥爷当家的时候。每年夏天,她和姥姥、姥爷进山放牧。村里同龄的孩子也都去。晚上,所有人聚在一起烤火,茨姆喜欢唱歌。她许愿,长大后要考大学、当音乐家。姥爷离世,童年和这第一个愿望都破碎了。 极偶尔,她会想起姥爷养来供她上学的马。是滇马,毛扑扑,矮小但强健,适应香格里拉的高海拔,都是能走茶马古道的好马。她最喜欢一匹叫康巴的棕色母马,它的额间有一点点白,前几年老死了。其余的马,在姥爷去世后,都因疏于管理而走散。无人知晓,它们是混入了别的马群,还是走向了旷野的更深处。 (卓玛为化名)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编辑 陈晓舒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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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明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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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3 00:05:17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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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三明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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