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击

一次次与骗子的成功赛跑，源于一项项数字化应用。杭州公安依托“浙警智治·杭州警务操作系统”和警企战略合作矩阵，建立预警中心、迭代预警模型、完善预防机制，研发“雷震子”“听风者”“觅天使”等预警模型，配套形成预警发现、二次研判、核查反馈的闭环处置机制。

2004年，浙江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决策，提出富裕和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在浙江各级党政领导的办公桌上始终有两张报表，一张“经济报表”，一张“平安报表”。多年来，“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已成为该省领导干部的工作常态。

博击中新网杭州4月25日电(郭其钰)平安是什么？是夏夜“撸串”的安心畅快，是工厂市场的平稳有序，是渔船出海的顺风顺水……在东部省份浙江，平安已在不经意间浸润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安塔尔作为其中一员，经常有外商找他当“中间人”评评理。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他直言，“每次调解成功会有一种成就感，这是中国的智慧。”

早在60多年前，绍兴诸暨枫桥镇就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如今，群众路线这一“法宝”催生出多元化基层治理模式，使平安建设的根基坚如磐石。

在浙江，有一座象征着“平安”的鼎。夺鼎难，连续3年成为平安市、县(市、区)才能拿到平安鼎；守鼎更难，连续12年才能捧得平安金鼎。被授予“二星平安金鼎”的地方，则需要18年6500多个日夜持续平安。

每到春暖花开时节，浙江都会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的全省“平安”答卷，这份答卷一以贯之书写了20年。2004年，浙江率先提出大平安建设，力争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

20年来，平安浙江建设已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思考、变革性实践、标志性成果。去年7月施行的《浙江省平安建设条例》，就是浙江首次为平安建设进行地方立法。

时间回到2003年，彼时GDP达到9200亿元的浙江率先感受到了“成长的烦恼”。发展与稳定如何并重？富民与安民怎样共进？

平安不平安，群众说了算。倘若没有和谐友好的环境，来自也门的“布商”安塔尔或许不会扎根柯桥20年，也不会主动担任特邀调解员“洋娘舅”，更不会“鼓励儿子来中国发展”。

“你们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杭州的先进、安全、温暖”。这是来自湖北的尧女士写给杭州市公安局的一封感谢信。尧女士在杭州辛苦打拼多年攒下近49万元，准备回老家盖新房，却陷入一场电信诈骗。

2023年，浙江平安建设群众参与率达88.79%，数百万群众主动加入平安志愿者队伍中，杭州“武林大妈”、湖州“平安大姐”、桐乡“乌镇管家”……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网上网下，成为城乡平安最稳固的基石。

“这两张报表始终在我们的案头、心头，有平安稳定的发展环境，才有经济发展的蓬勃向上。”杭州市钱塘新区党工委书记金承涛说。

在不久前召开的平安浙江建设20周年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表示，立足平安浙江建设20周年新起点，要以平安浙江建设新成效推动省域治理现代化整体跃升，持续放大平安和法治建设一体推进优势，积极探索具有浙江特色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之路。(完)

“我们从广大群众最迫切需求、最关注问题出发，不断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政法工作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努力推动科技与业务双轮驱动。”张建明介绍。

二十载春风化雨，从“小治安”到“大平安”，从平安中国建设省域先行实践到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平安浙江的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打开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双方各让一步，海阔天空。”安塔尔所在的柯桥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每年进出外商超10万人次。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差异，外商之间、外商与当地人之间难免产生矛盾。

全程参与立法工作的浙江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牛太升介绍，《条例》把“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写进了表达立法目的和宗旨的总则第一条之中。同时，明确平安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相关主体参与平安建设的权利、义务、责任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以影响群众“钱袋子”的电信诈骗为例，面对每天数以万计的诈骗电话和信息，浙江打造“反电诈”涉网新型犯罪预防应用，精准预警潜在受害人信息，并根据犯罪手段的变化，不断提升技术反制能力。

“在‘平安浙江’建设之初，浙江省委就明确，平安浙江不仅是治安好、犯罪少，还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次的‘大平安’。”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建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