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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政法战线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着力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政法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各部委出台的涉及民企发展的“定心丸”政策就超过100条，一些地方也陆续出台了地方性民营经济促进条例。针对法治化保障不够有力的短板弱项，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曾表示，2024年将重点围绕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出台政策性文件，促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同步发力，解决一批法治化营商环境中的突出问题。

马怀德现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他曾参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起草，是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研究者和见证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本质上是企业和企业家对政府的信赖问题。”知名行政法学者马怀德认为，只有政府讲诚信，才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龙年春节后，多地召开的“新春第一会”，都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议题。许多新举措、新提法让人眼前一亮，如上海强调“坚持以企业感受为导向”，吉林提出“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大胆探索、干事创业、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组合拳。比如，2023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印发；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作出了部署。今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振经营主体信心的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截至2022年4月，国务院累计取消和下放1098项行政许可事项。民营经济也得以快速发展，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085.7万户增至2022年的4700多万户。数据显示，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外贸增长、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同时要坚持法治原则。“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最重要、最根本、最基础的是要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办事。”马怀德认为，当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严格遵守针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追责追诉时效制度。

此外，还要加大对违反政务诚信的行政机关的惩治力度。马怀德认为，营商环境本质上是企业和企业家对政府的信赖问题，只有政府讲诚信，才能建立起企业等市场主体对政府的信赖，对法治的信心，才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时值2024年全国两会，澎湃新闻特此推出专题策划——“何以法治”，选取立法、执法、司法、监督、行政等领域重点议题，邀请法律界人士解读、评析法治实践情况，以此明晰何以法治的路径，为提升和促进法治贡献卓见。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还要加强。”马怀德观察认为，当前，营商环境建设和民营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pm体育网站从备案审查新规出台到正当防卫制度的加强适用，从寻衅滋事罪的实践调研到网络暴力的司法规制，从呼吁律师权益保障到民企保护的立法行动，从醉驾入罪标准的提高到轻罪化时代的应对，从营商环境法治建言到司法公开的再出发，这些具体的法治实践不仅关乎公道与人心，还检验着法治底蕴和成色。

“这两个条文都明确规定了违法犯罪行为追责追诉时效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马怀德表示，各级国家机关在查处涉及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案件时，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审慎把握法定的追责追诉时限和适用范围，建立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澎湃新闻注意到，近年来，立法作为一种治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营商环境领域。比如，在国家层面，2019年10月，国务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系统部署营商环境建设。在地方层面，目前全国有近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省一级优化营商环境立法。

在他看来，首先要从观念和制度上构建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要在观念上确立平等对待的法治观念，不需要对民企有什么特别优惠和待遇，只要做到平等对待就是最好的保护。”马怀德认为，要严格落实对企业和企业家的产权保护要求，“凡是侵犯企业产权的，都要依法予以追究；凡是产权受到侵害的，一定要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济”。

如此看来，提振经营主体信心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马怀德因此建议，首先，要打造无差别、无障碍、无顾虑的“三无”营商环境，营造可预期、可信赖、可发展的“三可”营商环境。其次，必须在重大行政决策和政策制定方面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严格规范有关“招商引资”“建设项目审批、规划”等重大行政决策行为，防止出现因地方领导频繁更替导致的决策政策不稳定。最后，要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和多层次、多元化、多措施的政务失信惩戒制度，切实加大对违反政务诚信的行政机关的惩治力度，确保行政机关不敢违约、不能违约、不想违约。

比如，《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了行政违法行为的追责时效制度（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刑法》第87条也规定了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