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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用一个年份的关节点来描写一国历史关键年份的史著，如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美国《独立宣言》发布的1776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1917年。

书中既有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在恶性通货膨胀下民众艰辛度日的照片，也有所谓“上流”阶层在草坪上悠闲享受的照片，形象地说明了为什么旧政权失去民心。

从时间来看，本书用图片展示了1949年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从年初的平津战役，到渡江战役、解放宁沪、进军全中国，再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共谋建立新中国大业，开启了中国的历史新篇。

后来，这张照片被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封面。据估计，当时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看了这张照片，从而使他们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中国民众的苦难。1938年，美国新闻协会向王小亭颁发奖章，表彰他在战地摄影上的杰出成就。

中新社记者：《1949中国影像志》如何用影像重现75年前的家国春秋？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中国人的真实面貌如何？

1949年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怎样以图证史，读懂新中国何以为“新”？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原所长汪朝光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回到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新中国”这三个字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烙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形象表征。无论走到世界何处，只要一说起新中国，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或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都会有一种相似的感悟、感怀。

1949年10月1日那天，并不是中国所有地区都得到解放。影像记录下的1949年，学者梁漱溟是12月初在重庆北碚迎接解放的。而这一年，8岁的黄湛森跟随父母从广州来到香港，住在一家当铺楼上。多年后，他以黄霑之名闻名华人世界，成为香港公认的歌词宗匠。

中国古人曾留下丰富的图像(画像)资料。除了画家的绘画，还包括许多民间不知名作者留存的创作。例如汉代画像砖上描摹的社会生活场景，对今人研究当时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阿曼足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诞生的信息随着电波、文字乃至人们的口耳相传，传到了全世界。

书中也有上海战役期间解放军露宿街头的照片，还有过去不常见的上海街头“遵守约法八章 人民安居乐业”的宣传画，形象地说明了解放军纪律严明，以及由此带给民众的真实感受。

中国新闻社资深图片编辑李健编著的《1949中国影像志》，用300余幅于1949年拍摄的珍贵照片，辅以数十则照片背景故事，重现75年前的家国春秋。

汪朝光：《1949中国影像志》中，通过革命者、文化界、学子、市民的个人肖像与合影，直观生动地呈现1949年中国人面对时代巨变时的精神面貌。

影像记录下的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苏北姑娘颜红英同父亲、妹妹划着小木船，冒着枪林弹雨，将解放军官兵从江北摇到江南。同样，影像也记录了蒋介石、蒋经国在溪口最后眺望故乡的场景，反映出被时代抛弃的历史人物仓皇无奈的背影。

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在上海火车南站炸死众多中国平民。当时在场的中国摄影师王小亭，拍下了一位失去亲人、独坐在铁轨上、遍体鳞伤、哇哇大哭的中国儿童照片，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1949年中国最大的大事，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书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照片，说明了新中国成立的广泛政治基础。还有年轻人走上街头欢庆新中国成立的照片，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

从空间来看，本书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众生活为中心，揭示出旧中国、新中国社会和生活的对比。编者还在书中穿插反映了香港和澳门的情况，以及东北解放区的情况，从而使内容更具有空间的广阔性与对比性。

广义的“图影”史料，包括录像、录音、照片、图画等。它们以直观、形象且不乏冲击力的表现方式，见证历史的发展。哪怕未亲临现场，人们也可通过图像等方式间接观察现场，这就是图像史料的意义所在。

这一天，香港骆克道会所、澳门濠江中学也都升起了五星红旗。此时，刚刚11岁的十世班禅致电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以图证史在中国史学中有广泛运用。古代史家注意到画像史料的运用，如历代帝王和名人留影都是通过画像形式留存的，而地图等也是重要史料。只是限于当时刻版和印刷条件，古代史著中附有图像的情况似不多见。

汪朝光，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是权威版本《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通史》的主要作者之一。

新生，是破旧立新的过程。历史中的时间和空间，在历史中活动并改变历史的人，通过影像资料有机地融为一体，反映了1949年的中国历史及其后续走向。这是历史中国的新生，也是古老民族的新生。(完)

知识文化界人士对时局的变化甚为敏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满怀希望，迎接新生。1949年，“三毛之父”张乐平在宋庆龄的支持下举办了三毛原画展，并计划创建三毛乐园，收容流浪儿童。他在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表示：“旧社会业已死亡，新社会现已诞生，三毛不再流浪了。”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影像记录了华侨代表陈嘉庚的发言、特邀新疆代表阿里木江投票的场景。

这样的年份，如同任何历史年份一样，也都有其前史和后史，便于人们从更广阔的时空范畴去理解历史。历史年份有时还是一种寓意、一种象征，如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选取的似乎并非明代的关键年份，写的也不只是发生在万历十五年的事，但却有其寓意和考虑，体现出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明了与中共团结一致、真诚合作的决心。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华侨华人、宗教人士来到解放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起筹备召开人民政协，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在去与留的历史关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守故土。1948年中国选出的81位院士中，最终有60人决定留在大陆，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对新中国的高度认同，坚定地选择与新中国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