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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拙真诚的我，就像燕子衔泥做窝那样”将自己看到、想到及经历过的往事一点点积累起来，结集成书。叶小沫说，“这本书虽然语不惊人，却承载了我对爷爷的敬和爱。”

此次座谈会上，叶小沫谈到叶圣陶践行一生的“未厌精神”——在任何情况下，他对人世总抱着希望，绝不“厌世”；对自己的工作总感到不满意，永不“厌足”。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1949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他与柳亚子、陈叔通、郑振铎等民主人士乘船北上，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叶圣陶语)为中国教育与文学事业奉献毕生心血。

活动结束后，该书作者、叶圣陶孙女、民进会员叶小沫接受《中国新闻》报记者专访，谈到爷爷的可敬与可爱，以及叶圣陶离开30多年后，为何依然有这么多人怀念这位温柔敦厚、真诚纯粹的前辈。

新书里有孙辈视角的“了不起的爷爷”，也有首次公开、属于祖孙二人的“独家记忆”。那是20世纪60年代，一心想当农民、建设农村的叶小沫带着满腔热情奔赴黑龙江依兰农场，在北大荒下田插秧，喂鸡放羊，4年后才因风湿性关节炎“病退”回京。那几年，叶圣陶常常从北京写来家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祖父对孙女的惦念和关怀。

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叶小沫进工厂当了5年工人。1977年，30岁的她进入正筹备复刊的《中国少年报》。在报社工作期间，她采写河北遵化一群孩子呼吁保护益鸟的稿件引起了爷爷的兴趣，并被这位编辑大家细细修改，稿件后来登上报纸头版头条。

再翻开父亲叶至善20年前为爷爷写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其中提及，这则前言“显然是为了答复那位说他厌世的先生写的……我看这本《未厌集》，就是为了答复这位先生而编的”。

叶圣陶曾将孩子们的习作整合为两册，他的好友、学者宋云彬为第一册《花萼》作序，赞叹叶家“永远充满着融融泄泄的空气”；作家朱自清为另一本《三叶》作序，精准地描述了叶家家风对于下一代的影响：“我佩服他(叶圣陶)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却不沉溺在爱的氛围里。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家，还看见别的种种人；所以虽然年轻，已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完)(《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

“第一部分是我所了解的一些关于爷爷的事；第二部分是爷爷和我的故事；第三部分是近年来我为一些关于爷爷的书所写的序和跋；第四部分是我参加纪念爷爷的活动时的发言——这些活动有编辑出版界的，有教育界的，有的是家乡举办的，写发言稿于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不能人云亦云，要根据纪念的主题，写真实的感触。”叶小沫向记者介绍道。

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叶小沫当上了生产队新建小学的教师。她写信给家人报喜，爷爷很快回了一封长信，称赞孙女“为人民服务不变”的认识非常正确，鼓励她“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新工作，并花大量笔墨传授“教育经”，比如“教是为了做到不要教”“身教重于言教”等。

“爷爷的同辈人都已经不在了，见过他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爷爷。”谈及创作《我的爷爷叶圣陶》一书的缘由，叶小沫如是说道。

她在此次座谈会上提及的“未厌精神”，书中对其来龙去脉有着详细的记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先后出版小说集《未厌集》、散文集《未厌居习作》(叶圣陶当年为自己的书房起名“未厌居”)，并在《未厌集》前言中写道，“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查，似乎尚未厌世……这个世如何能厌？”

bibo车10月28日，民进中央纪念叶圣陶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场一角的书桌上，摆放着近年出版的多部叶圣陶相关著作和研究成果。其中一本于今年10月出版的新书，吸引了不少与会者的目光。书封是沉静的灰色，其上印着叶圣陶像与烫金书名——“我的爷爷叶圣陶”。

书中收录的18封信里，每每在回应叶小沫的困惑或者向孙女提出建议时，叶圣陶总会加上一句“你说对不对？”“你说这样做可以吗？”有次叶小沫写信说学校也许会减少一名教师，叶圣陶看出孙女心中担忧，回信开导她接受考验，有新工作便坦然迎接，但在岗时仍需尽责，末了一句：“你说，是不是应该这样？能不能做到这样？”叶小沫时隔多年再看这些信，爷爷慈爱的声音犹在耳边。

叶小沫说，父亲和爷爷一样，对孩子们的职业选择不设限，支持自己去北大荒当农民，也支持自己回北京当工人。“我很幸运生长在这样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里，也庆幸自己有一个无拘无束的快乐童年。”在她看来，爷爷坚持实践着那些看上去简单而朴实的道理，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教益。

这些记述让叶小沫“刷新”了对“永远笑眯眯地坐在那儿”的爷爷的认知，“原来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爷爷也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怒了他，他是要回击的”。

叶圣陶托人给孙女送去一张全国地图，希望她带着孩子们“通过看地图而熟悉全国地理……闻之各地情况，将会更感到亲切”；又送去一本《现代汉语》工具书，“我要特别提醒你，无论教师或学生，学习语法切不可脱离语言实际……”

1982年，88岁的叶圣陶参加民进中央的一次会议，当得知参会者人均年龄70岁，他对大家说：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生七十不稀奇，多活几年，就要多做些事。

“小时候，爷爷教我写作文；长大后我当了编辑，他帮我改文章；我去北大荒，他教我怎么当一名老师……爷爷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我们喜欢什么，他都支持我们去做。但他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必须怎么做，也不要求我们成龙成凤。他认为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好好做，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就是好工作。”叶小沫感慨道，自己很难像爷爷那般淡定，“我问自己，是不是可以不在乎孙辈的成绩和升学？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