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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已逝，但事业和精神永存。新时代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邓小平等伟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斗争历史的接续。邓小平是我们后人追随的光辉榜样。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由局部发动走向全面展开，上世纪90年代初又进入了加快推进的新阶段，改革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我国的改革开放就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来说，不亚于一场革命。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这场通过对原来社会主义“母版”不断进行渐进性改革而实现的革命飞跃，带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杏悦2娱乐注册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党“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这种“品格”及“烙印”是通过具体的中国共产党人体现出来的。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习近平总书记称邓小平是从“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邓小平一生最为辉煌的篇章，是带领党和人民赢得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这使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而载入史册。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坚持敢于斗争”这条党的百年成功经验时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坚持敢于斗争贯穿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各方面。邓小平要求对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邓小平对新的伟大斗争的清醒认识及充分精神准备，是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遇事冷静、处变不惊甚至临危不乱的重要前提。

大无畏的斗争勇气。邓小平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他思想解放，视野宽阔，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敢破敢立、敢闯敢试，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种勇气是邓小平坚持敢于斗争的鲜明特色。

高超的斗争艺术。面对各种矛盾和斗争，邓小平把斗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根据形势需要，驾驭局势，因势利导，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进阻力，使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变革，其斗争极为曲折复杂，历时更为长久。纵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改革失败者不胜枚举。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鲜见的范例。

围绕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邓小平依靠党和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打开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通道。在科学评价毛泽东这一根本问题上，既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坚决顶住“非毛化”错误思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伟大功绩的同时，实事求是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时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科学评价毛泽东和党的历史，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历史基础。

强大的斗争定力。斗争定力来自于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精神支柱。邓小平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要求“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种内在定力，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面对各种尖锐复杂斗争的强大底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从过去的思路中走出来，必须通过改革走出一条新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这是一场不同以往的伟大斗争。如斗争的对象，已不简单是过去阵线分明的“阶级敌人”，更多的是党内外同志的思想斗争；又如斗争的手段，主要也不是对敌斗争及阶级斗争的方式，更多的是以处理人民内部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非对抗性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再如斗争的目的，也不简单是战胜某一个具体集团，而是促进全党全社会思想的统一和党的事业的发展。这种斗争特殊性，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处于革命及阶级斗争环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

坚定的斗争立场。我们党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是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而进行斗争。邓小平曾经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坚定鲜明的人民立场，是邓小平坚持敢于斗争的基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

在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上，既坚决反对“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企图“走回头路”及否定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左”的思想倾向，也坚决反对企图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对外开放这一重大问题上，既反对固步自封、闭关自守倾向的阻碍，也反对全盘西化、丢失自我倾向的干扰。在“两个文明”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上，既坚决纠正过去对物质文明建设重要性认识不够的失误，又下决心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强调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加快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这一重大问题上，既强调全面改革，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克服“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的“怕”的情绪，又强调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允许乱，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伟大斗争中展现的鲜明特点，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斗争精神的历史内涵，也树立了弘扬和恪守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辉典范。

在创造良好国际环境与维护国家利益这一重大问题上，既要求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又要求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鲜明宣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重大问题上，既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又要求加强党的领导，认为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对政治体制改革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在这些斗争中，邓小平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这体现了他驾驭各种复杂矛盾、正确处理各种棘手问题的高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