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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遗存的探测中，勘探人员采用了先进的“高密度电法”进行野外测量。隋炀帝杨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挖的这条河，在1000多年后，成就了一次和高科技的对话。

王良田告诉记者，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大堤、堤上建筑基槽、堤外宋代道路等遗迹现象，印证了史书中关于大运河堤外为官道的记载，也更加充分显示了隋、唐、宋时期大运河航运交通的繁荣。

“济阳镇是典型的因大运河而产生的村镇。”夏邑县博物馆原馆长张帆说，“大运河通航后，过往的商旅停留，沿河两岸逐步形成集镇，因位于运河北岸故名济阳。据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大运河商丘段还在通航使用，明代以后才逐步废弃……”。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开凿于隋代，漕运繁荣于唐宋，一直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肩负着南北物资运输的重任，唐代时商丘是大都市之一。

“通过解剖，还发现了半个草鞋脚印，草编的纹路十分清晰，另发现一个完整的牛蹄印迹。”张帆说，所有这些，传递了当时大运河上繁忙的信息，说明大运河是在使用中由于黄河泛滥，被泥沙覆盖而废弃。

免费的足球预测软件电脑版走进中国大运河通济渠商丘夏邑段(济阳镇)遗址展示馆，考古发掘的通济渠河道原貌展现在眼前，大堤内密集的车轮印痕、行人脚印、木桩遗迹、动物蹄印等，可以想象当时“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的盛况。

“数量之多，器型之丰富，窑口之全，堪称是一座地下瓷器博物馆。”王良田分析，仅从这点就足以判断，大运河具有的集散与交流功能是巨大而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