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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互联网性剥削犯罪的兴起与韩国政治局势变化密切相关。2017年5月，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结束了以朴槿惠、李明博为代表的韩国保守势力统治；同年，震惊全球的好莱坞知名制片人韦恩斯坦性侵案曝光，继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浪潮也快速席卷韩国。韩国女性开始有组织地反抗男性霸权。也是这一年，深伪色情在互联网论坛上出现并通过社交网络大肆传播。随着女性主义运动不断向各个领域深入展开，韩国社会男性反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声浪也越来越响亮，韩国互联网针对女性的性剥削行为也越来越恶劣。2018年12月，网名Godgod（갓갓）的用户创 建“1号房”，轰动韩国的“N号房”事件就此开始。2024年被发现的韩国深伪色情犯罪仍然沿用“N号房”命名模式，出现诸如“护士房”“教师房”“亲属房”等互联网犯罪据点。

韩国理论上是一个处于战时的国家。1953年朝鲜战争参战双方签署的停战协议并非和平条约，战争尚未结束，只是停战而已。战争威胁催生的军事国族主义是厌女从儒家社会平滑过渡到韩式民主社会的根本原因。韩国是全球少数实行征兵制度的国家，从朝鲜战争爆发起几经改革，目前的韩国男性面临从6个月社会服务兵到最长三年的公益法务官、公众保健医师等各种专业替代役时长不等的兵役。拒绝服兵役者会被判处监禁刑。韩国社会面对拒服兵役、逃兵等问题远不如面对性犯罪时那样宽纵——对于一个处于战时的国家而言，“当兵”是韩国政治规定的最高级的爱国形式。因为推崇爱国，韩国社会文化推崇兵役；因为服兵役是男性特权，所以韩国社会抬高男性地位。韩国男性通过韩国军事国族主义逻辑链推倒获得了优于女性的特权。

2021年，网名“王子”的油管创作者裴寅奎摇身一变成为反女性主义势力“新男性连带”（신 남성연대）的领导。“男性连带”（남성연대）由成在基于2008年1月创立，组织前身为2006年11月创立的“反女性主义男性解放连带”和2007年1月创立的“女性部废止运动本部”。2013年，成在基因债务问题从首尔麻浦大桥跳江自杀，“男性连带”因缺乏活动资金被迫中止。“新男性连带”在尹锡悦上台前后尤为活跃，裴寅奎会带领组织成员出现在女性主义者公开集会的地点，公开高喊“不爱男人的女人滚出韩国”“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等组织口号，甚至选择尾随骚扰参与集会活动的女性主义者。与民间反女性主义组织相对应的是保守派韩国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利用性别矛盾，通过承诺废除“性別平等和家庭部（女性家庭部）”等措施争取年轻男性选民。尹锡悦上台也被媒体认为是性别大战的结果，尹锡悦上台后兑现了参选时打压女性权益的承诺，连续三年削减女性生育补助，废除性别平等与家庭部。2024年6月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仍在敦促尹锡悦政府撤销废除性别平等与家庭部进程，尹政府并未就此事作出正面回应。

区别于基于真实经历产生的性剥削视频，深伪色情突出一个“伪”。2017年深伪色情作品出现，好莱坞风头正盛的女明星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好莱坞为了消除影响积极与色情影像出品方联手要求网站下架合成视频，维护女明星利益。2018年2月，深伪色情最初的据点Reddit关闭相关版块，向来不禁止成人内容的推特以“缺乏双方同意”为由关停大批上传、分享深伪色情视频的账号。同年，深受深伪色情视频影像的美国女星斯嘉丽·约翰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中公开表示不会追责。约翰逊认为许多深伪色情视频制作者并不在美国本土，追责难度较大，主观上，她不认为深伪色情视频会对她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也不会对她的事业、名誉和社会形象造成不利影响，因为深伪色情是假的。与美国女明星类似，韩国女艺人及其背后的娱乐公司也从未将谴责和追责表态落到实处，至今尚未出现韩国艺人就深伪色情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例——哪怕韩国女艺人一直都是深伪色情最大的受害者。女艺人觉得“因为是假的所以不会造成实质伤害”，是因为所属的娱乐公司会为了维护艺人形象做出必要的努力，公司会与平台交涉减少传播、降低负面影响。女艺人公开发表观点将“假的”与“无害”划等号，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对于深伪色情的看法，韩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警方以视频系伪造为由拒绝认定被害人诉求的情况。有保护伞的人无视伞的存在宣称淋雨无害，最终导致没有伞的人在雨中受害。

然而，韩国男性只爱特权不爱兵役。韩国阶级问题严重，军队中更甚。嘴巴里喊出的“忠诚”或许意味着精神和肉体都无法承受的服从。因为要求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韩国军队内部出现了对暴力的默许，很多韩国人在军队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要服兵役，韩国男性的学业、事业都面临不得不被迫中止，面对紧张的就业环境，韩国男性认为自己被置于不利地位。尹锡悦上台前后，韩国男性发出“既然男女平等，女性为何不用服兵役？”的质疑，要求韩国废除仅强制男性服兵役的条款。这不是韩国社会第一次面对来自男性公民的质疑声，2014年韩国宪法法院一致裁定《兵役法》仅强制男性服兵役之规定合宪。裁定表示：“男性具有更适合战斗的身体素质，即便是身体素质优越的女性也可能由于生理特征或怀孕、分娩等原因在训练与战斗相关的任务中遇到困难。”韩国在法律层面公然进行带有鲜明“性别歧视”特质的表述令人咋舌。不过韩国男性并未认识到兵役与宪法赋予的性别特权之间存在等号。韩国女性可以志愿参军，但军队中的女性受到性侵、霸凌的案件屡见不鲜，在8月曝光的“深伪色情”事件中就有专门的房间对女性军人进行影像性剥削，这些剥削对象被物化为“军需品”。

当爹的军事国族主义和做儿子的韩国男人在“特权”的概念和范畴上发生意见分歧，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合谋通过联手打压女性转嫁矛盾暂时平息争端。这是一招顾头不顾腚的打法，军事国族主义正在通过努力维持自身存续而让自身活不下去——韩国人不生孩子了。

信誉评级机构2024年8月25日，韩国网友“(cat) S.K Feminist”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X上发表题为《Telegram deepfake受影响地区/学校清单》的推文，曝光该通讯平台存在数百个“房间”用于制作、传播、贩卖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普通人影像信息生成的色情视频，波及军队、医院、数百所学校师生，舆论哗然，经由韩国电视台和报纸等媒体曝光后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2019年，时值韩国国会大选前一年，保守党势力为了争取男性选民开始舆论攻势，韩国媒体大规模出现“韩国男性歧视”相关的报道，报道瞄准韩国正在进行中的女性主义运动，认为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不利于男性。由于韩国义务兵役制强制男性公民服兵役，导致男性相较于女性缺乏年龄优势。这一观点有力地团结了韩国男性群体，韩国反对女性主义运动者从原本的低学历、低收入男性群体向高学历、高收入男性群体扩散。与刻板印象中保守势力都是顽固的中老年男性不同，这一时期反对女性主义的韩国男性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且越是活跃于网络，越是容易接触到女性主义运动相关信息的男性，越容易加入反对女性主义的阵营。2020年6月《韩国日报》展开的一项社会问题调查中，20-30岁的女性参与者中84%认为韩国社会存在严重的歧视女性现象，同年龄段男性参与者中仅有38%认同这一观点，30-40岁男性认同者比例为47%，40-50岁男性认同者比例为43.1%，50岁以上男性受访者过半数认同。就韩国社会存在歧视男性现象问题，20-30岁男性受访者中78.9%认同韩国社会存在“男性歧视”，30-40岁男性中认同者比例为70%，40-60岁男性受访者中过半数认为存在“男性歧视”，韩国社会性别矛盾日趋激化，性别大战一触即发。韩国保守党派和民间保守势力都借助性别对立为自身谋求利益。

追本溯源，韩国性剥削犯罪猖獗的根源在于社会性厌女。通过加速立法、提高处罚力度、增强性别平等教育等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根绝性剥削犯罪，韩国社会性厌女植根于国家制度，与韩国政治紧密相连，韩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不发生彻底变革，社会性厌女便不会得到扭转。

韩国互联网性剥削犯罪可谓占尽“地利人和”。便利的网络环境，易得的个人影像信息，法律层面对性犯罪的宽容、缺乏能够震慑犯罪的替代性解决方案、扭曲的社会性文化、公众人物对事件性质的误导发言，诸多因素合力为韩国深伪色情犯罪构筑了广袤且肥沃的土壤，互联网性剥削犯罪如离原野草，烧不尽，吹又生。2017年，深伪色情概念于Reddit论坛首次问世。2019年，网络安全公司DEEPTRACE发布研究报告称，是年互联网出现的14678支深伪影像中96%为深伪色情，受害者百分之百为女性，其中韩国女艺人占比最大。2023年，另一家互联网安全公司Security Hero公布的“深伪”研究报告已将韩国列为全球深伪色情问题最严重的国家，53%的全球深伪色情受害人是韩国女性。2024年前七个月，韩国就有297起深伪色情案件，较2023年增长百分之六十，是2021年的两倍。未成年人主导的深伪色情案件逐年增长，未成年人犯罪率快速攀升，深伪色情案件中2021年以前未成年犯罪率仅为四成，2021年飙升至65.4%，2024年7月调查显示比例高达73.6%。无论是从案件数量还是从未成年人占比哪个维度衡量，韩国深伪色情犯罪都是全球最严重的。

“深伪事件”是继2022年曝光的韩国“N号房事件”，2024年5月曝光的“首尔大学N号房”事件的又一次延伸，受害者范围不断扩大。2024年8月2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对此发表讲话，呼吁警方展开彻底调查。9月26日，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249名到场议员中241人赞成、8人弃权，通过《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别法（修正案）》。法案规定持有、购买、储存、观看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性剥削（“深伪色情”）视频者，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千万韩元（约合人民币十六万元）以下罚款，处罚视频制作者不需要制作者具备“传播”的主观意图。根据韩国现行《性暴力预防与受害者保护法》，深伪色情视频制作者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五千万韩元（约合人民币二十六万元）以下罚款，修正案通过后最高刑期将提升至七年。修正案需要韩国总统批准后生效，距离修正案通过过去了一个多月，尹锡悦政府仍未作出回应。

韩国社会事件流程很多时候与所谓“高分”韩国电影异曲同工：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激烈、痛苦、充满仇恨的情绪，声嘶力竭的呐喊过后最终主题回归赞颂韩式民主，通过“立法”拔高主题升华立意。立法能否实现社会效果是另外的问题。立法救不了韩国，韩国还有救吗？

韩国厌女根源于传统，并籍由战时国家军事国族主义得到承继与强化。军事国族主义格局一日不变，厌女文化一日不散。深伪色情是韩国国情下诸多性剥削女性手段中最易实现的一种，想要根绝这一问题，必须打破韩国的厌女循环。

互联网深度色情犯罪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男性连带”，未成年人参与犯罪比率激增的背后是韩国男性群体要求未成年男性提前交出“投名状”以保证未成年获得选举权后不会背叛男性群体利益。由于性别平等教育缺失、韩式集体主义盛行，许多男性未成年为了融入群体拍摄价值家中女性近亲属的照片上传至作为犯罪窝点的电报群组，以牺牲女性利益的代价获取所谓男性在社会中的尊严和地位，最后依靠韩国对未成年犯罪无比宽纵的态度逃离制裁，再用“假的”等于“无害”开解自己，又留清白在人间。无需为行为负责是一种特权，韩国未成年参与深伪色情犯罪的过程是一次韩国社会男性特权的实操，当未成年习惯了这种特权，将会为维持特权进一步联合起来打压性别平等的实现。

其三，韩国是一个对性犯罪十分宽容的国家。漠视女性意愿、强调“性暴力”中的暴力元素是韩国立法与司法层面处理性犯罪问题的显著特征，立法上观念落后导致缺乏同意但不涉及暴力的性犯罪很难在司法上得到认定。即便得到认定，法定刑也很轻，且减刑条件十分宽松，未成年、醉酒导致的不清醒、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甚至有悔过表现都是韩国性犯罪案件屡见不鲜的减刑条件。韩国针对性犯罪相关法律根本起不到震慑该类型犯罪的作用。

其四，韩国社会中性观念扭曲。受到历史文化与国际政治影响，韩国性交易普遍且易得，直到千禧年后才有所转变。2004年，韩国出台《性交易特别法》，开设妓院、卖淫和嫖娼成为违法行为；2007年韩国政府宣布国民赴海外嫖娼或从事卖淫活动违法；2009年，韩国政府立法宣布制作、传播色情影像作品违法，违反者将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韩国境内色情影像网站被陆续关停。政策和立法层面的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韩国的性风俗，嫖娼卖淫活动更多地以“按摩”等娱乐休闲形式出现，法律上的禁止和现实存续状态的冲突让性交易在韩国处于法律灰色地带。韩国社会的性观念并没有因立法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法律上的禁止仅构成了对韩国男性既有性观念的压抑。

其五，以艺人为代表的有社会影响力群体很难也怠于通过主张肖像权等民事权利弥补刑法震慑力不足。韩国针对艺人肖像权的规范并不严格，看重推广、曝光且积极推动艺人走向国际舞台使得韩国艺人肖像权面临相对复杂的环境，如何使用处于灰色地带。2022年韩国针对艺人肖像、姓名的不正当使用修改立法，但也仅只针对商业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很难寄希望于艺人维权惠及民众。

其一，韩国是除中东国家外亚洲网速最快、网络覆盖率最高、网络用户比例最高的国家。成就这种环境离不开诸如三星集团这样有代表性的电子企业大力推广业务。

其二，韩国国民喜欢跟风赶时髦，同时也是一个“熟人社会”国家，“小圈子”从国家政治深入到最基层的生活。社交软件成为韩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92%的韩国人使用社交软件，排名前三位的功能分别是聊天、分享个人生活、评论他人分享。韩国人热衷晒照，“韩国人拍照”甚至能够以“梗”的形式出现在互联网上，爱拍爱晒，最终为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提供便利条件。所谓“深伪”就是“AI换脸”，现阶段已经没有技术壁垒，只要图像数据足够多，就能制作出更为逼真的换脸视频。热衷使用社交软件社交也解释了为何8月底曝光的“深伪色情”案件大多都是熟人作案。

深伪色情影像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男性权欲苟合的产物，色情和性不过是一种表象。互联网色情信息早已过载，免费的色情影像唾手可得，不存在实质性的性压抑。深伪色情本质是性剥削影像，是男性用于无差别攻击女性的恶劣手段。在社会新闻中常见男性利用含有性元素的私密影像胁迫女性为或不为某种行为，诸如胁迫与之持续发生关系、不得与之分手、敲诈勒索或从女性身上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深伪技术的出现使得男性不再需要真实地介入一段关系便可以轻易获得性剥削素材，藉由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男性将胁迫和剥削的对象范围直接扩大到全球。男性借助平台的匿名性持续作恶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支配感和力量感，在韩国，互联网性剥削影像犯罪就是男性的精神伟哥。

政客为了保住政治地位维护选民基础不断煽动性别对立，激化社会矛盾——受到政策性压迫的女性奋起反抗——因政策缺位未能接受应有的性别平等教育的韩国男性看见女性主义运动形成条件反射认为是在搞男性歧视进而对女性实行无差别报复行为——因为政策缺位导致女性无法通过公共途径实现救济——受到政策性压迫的女性奋起反抗……韩国社会就此进入恶性循环。然而最终的恶果并不会仅由韩国女性承担。

韩国生育率第一次下降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之后每逢经济危机必降，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此信贷危机过后韩国生育率更是屡创新低。截至2023年，韩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客观原因在于经济不景气导致国民被迫推迟生育，主观因素在于当权者煽动性别对立导致育龄男女对育儿、抚养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2020年《韩国日报》的调查显示，只有8.4%的20-30岁女性受访者认为女性应该承担育儿责任，20-30岁男性认为男性应该承担育儿责任的占比只有18.7%。生育率持续低迷将使韩国未来五十年内符合强制兵役的人口将减少58%，全国近一半人口将超过六十五岁，这对一个战时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定都构成重大隐患。2024年6月19日，尹锡悦宣布韩国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并推出催生大礼包，内含提高产假、育儿假薪资补助，为三至五岁儿童提供免费托管，为养小孩的家庭推出贷款优惠等政策，这些政策均未奏效。尹政府政客又提出男性三十岁前有三个孩子免兵役、用低于平均标准薪资从东南亚引入保姆等建议，成为舆论笑柄之余也充分暴露韩国当权政府从未从女性角度考虑生育问题。可能被废除的女性家庭部，毫无震慑力的立法和宽纵罪犯的司法，仇恨女性且肆意利用科技性剥削的同龄人，可能会偷拍照片上传网络合成色情视频的小孩……多方势力围剿之下，女性如何敢生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