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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阿凡达2》。影片中的公司入侵一个原始星球，试图开采其自然资源，而星球上的居民奋力抵抗，捍卫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影片的结局看似美好——原住民击退了入侵者，保护了生态系统。然而，这个故事背后有一种宿命论，即人类似乎必须在经济发展以及同自然和谐相处之间做出选择，没有折中的办法。这让我们思考，是否破坏大自然比摧毁自由资本主义更容易？西班牙哲学家弗朗西斯科·马托雷尔(Francisco Martorell)将这个故事称为“带有悲观色彩的反乌托邦”。

首先，有人质疑它是否代表了真正的范式转变。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等学者认为，与“一带一路”倡议一样，生态文明可以被广义解释为一种“空间解决方案”和“技术解决方案”，旨在解决中国在2006年至2009年注意到的资本主义积累过剩危机。

胡安·恩里克·塞拉诺-莫雷诺(Juan Enrique Serrano-Moreno)，智利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教授，国际战略与贸易政策硕士课程协调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电影《流浪地球2》。这部电影讲述了地球面临巨大灾难，太阳逐渐消亡，人类通过科技、国家计划和国际合作，试图把地球推离太阳系，寻找新的栖息地。在这个故事中，中国在未采取霸权主义的情况下领导了一项拯救人类的巨大工程项目。不同于《阿凡达》，《流浪地球2》是“带有乐观色彩的反乌托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2012年以来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

英亚体育视讯智利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之一，但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一直走在拉美国家前列。如今，绿色转型成为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之一。在智利学者眼中，中国的“生态文明”范式有何内涵？拉美能否建立起具有本地特色的“生态文明”？智利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教授、国际战略与贸易政策硕士课程协调员胡安·恩里克·塞拉诺-莫雷诺(Juan Enrique Serrano-Moreno)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塞拉诺-莫雷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将“生态文明”描述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在这种范式中，人类将找回在工业时代被破坏的、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技术进步。相反，得益于借由“绿色转型”开发的新技术，建设生态文明将成为可能。

塞拉诺-莫雷诺：要想发展出具有拉丁美洲本地特色的“生态文明”，需要适应本地的现实条件。中国的经验表明，“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套理论，它通过国家政策、法律改革和国际合作得以落地执行。拉美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观察家声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已成为全球先锋。这种普遍看法在“生态文明”概念中得到了体现。

按照这一逻辑，“生态文明”寻求在不推翻当前发展模式基础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在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新技术的发展，正帮助实现国内的绿色转型，同时，中国工业在这些产品的出口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换言之，在中国环境危机也是机遇，或者简言之，“绿色是金”。

比如原住民问题，承认原住民的集体和个人人权、支持他们在法庭上赢得胜利、保护他们的原始生活方式，智利和拉美地区可在这些方面持续努力。但要将原住民的宇宙观引入法律框架，还需要有更多的作为。如在这方面持续努力，再加上相关的外交和产业政策，应可为塑造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生态文明”铺平道路。(完)

但是，对于智利等拉美国家来说，如果无法提升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当前的合作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而非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从而加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半边缘地位。

“生态文明”将成为中国对西方经济个人主义的“补救”，西方经济个人主义将自然简化为商品，将环境破坏简化为负外部性。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自由经济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生态文明”范式植根于中国千年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