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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非西方哲学首先要树立文化自信。各民族文化精神都有其特点和长处，都可以对人类理性和精神活动作出贡献。其次，要有大胆创新精神，西方哲学只是“一种”哲学，并非“唯一”哲学，其范式只是人为设定的框架，不是先验的、永恒的、不可突破的。非西方哲学可以发掘本民族的哲学资源进行创新，提出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话语体系。

当前，中国走出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就举世瞩目。从哲学角度而言，有必要对实现这种成就的内在逻辑与合理性做出阐释，在哲学理论层面构建自身话语体系，以本土之哲学解读中国之发展。避免在国际舆论场上陷入有理说不清、有理无处说的窘境，中国哲学兴起的现实必要性也由此体现。

由于哲学学科最先在西方形成，其范畴、概念、话语体系，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其他哲学要成为一种“哲学”，往往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套用西方哲学范式来说明自己，以证明自身所谓“合法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哲学在哲学领域占有垄断地位。近几十年，情况有很大改观。在国外大学研究和教授中国哲学时，从前只能依托于“东亚系”“中国研究”等项目，现在则较为普遍地被纳入哲学系。同样，非洲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等非西方哲学也逐渐在世界哲学版图中拥有了应得的地位。只有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哲学都得到充分呈现，我们才能谈论真正的“世界哲学”。

中国体育app电脑版下载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着经济逆全球化、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各国基于自身国情与政治取向给出应对之策，其背后也体现着各自的哲学思想传统。

徐克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世界，涉及观念和价值，与民族精神、意识形态等紧密相关。西方哲学长期以来的优势地位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的反映，但这种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

系统观念指中国哲学看世界、看万物都持一种系统、整体、全景、动态的观念。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存在于相互关联和动态联系中。中国古人认为，阴阳互补互动，五行相生相克，由此形成有机联系，构成动态系统，并由此决定了系统中个体的价值和作用，离开了系统的个体也就不再是其所是。

徐克谦：自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关于非洲哲学的研究异军突起，取得长足发展。在非洲之外，不少大学哲学系开设了非洲哲学课程。在中国，部分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也开展了哲学相关研究，但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之间的对话交流目前还比较有限。实际上，非洲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不少共同话语，非洲哲学也和中国哲学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的重任。

再如西方思维倾向于个体本位，以“我”为出发点，往往导致单边主义、双标、自我优先。中国哲学则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和谐共生，甚至提倡“无己”“忘我”，将自我融汇于大道。因此，中国哲学的土壤生发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背景下，非西方哲学研究的兴起有何必然性与必要性？面对世界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国哲学给出何种解答？在西方哲学具有普遍优势时，非西方哲学应如何应对？近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克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徐克谦：从中国哲学的观念来看，万事万物无时不在发生变化，人类社会亦如此。在过往，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精神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有其历史使命，但其某些缺陷和内在矛盾，也会导致走向衰落，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同西方哲学基于单线进化论所设想出的“历史的终结”不同，我们认为历史没有终点，只会在盛衰兴替中循环反复，不断前行。

当今世界普遍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技术进步与就业保障、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利益等矛盾，我们可根据实际情况，在矛盾两方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度”，这也是中国哲学“中道”思维的启发。(完)

徐克谦：“哲学(philosophy)”一词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意为“爱智慧”，是智者探讨世界与人类社会那些根本性的概念、原理和价值的精神活动。中国古代虽没有“哲学”这一词汇，但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学派学说中都存在着这样的精神活动。可以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哲学，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哲学。

这种情形下，有些所谓中国哲学研究实则是用西方哲学概念和话语体系“套用”于中国哲学。当然，也有许多中国哲学研究者力图凸显中国哲学独特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虽然面临语言解释等困难，他们仍试图进入国际学术场域展开哲学对话。

例如西方哲学喜欢给事物下定义、贴标签，划分绝对的是与不是。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常用自由或专制、民主或威权、市场经济或政府控制等“二分法”贴标签，导致意识形态对立，引发矛盾冲突。在中国哲学看来，这些概念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双方互相牵制、纠偏，在不同条件下形成不同的“度”，使整体社会保持动态平衡。

中道思维指中国哲学以“允执厥中”“执两用中”为思维方法，以“致中和”为致思取向，以“中道”为大本、常道，避免固执与偏激，容纳多元与差异，不争辩绝对的是与非，把致思的重点放在探究当下的、恰到好处的“中”和无过不及的“度”上，在矛盾和不确定中寻求相对的平衡与和谐。“中”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情况和条件的变化随时得“中”。

非洲哲学与中国哲学在对于“存在”的理解、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认识、思维模式和逻辑方法及一些政治哲学等话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的思考。曾有学者将非洲哲学的“乌班图”观念与儒家的仁学进行比较。这种中国哲学和非洲哲学或其他非西方哲学之间的比较和对话，能够突破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为哲学研究范式带来其他可能。

徐克谦，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先秦诸子思想、先秦哲学、早期儒家、庄子、孟子、中西思想传统比较等。先后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1项。已出版有专著、译著、个人论文集、古籍整理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20多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多篇。

徐克谦：世界上研究中国哲学和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哲学正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学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传播和影响。但在哲学学科领域内，中国哲学同其他非西方哲学一样曾面临困境。

徐克谦：“中国哲学”内涵极其丰富、复杂，并且不断变化发展，但也有其一以贯之的独特性。我认为其中有三点比较突出，即“系统观念”“中道思维”和“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说中国哲学很少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去探究那些先验的、绝对的“是”或“存在”，而是在实事中求“是”，在实践中探究可行之道。中国哲学历来有“知行合一”的传统，不只在象牙塔中坐而论道，其哲学道理还始终渗透在人的修身养性、为人处事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