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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65695德国著名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德国来华留学生之一。自1974年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她与中国的交往已持续近50年。她曾说，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让自己感到十分愉快。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保持和加强文化与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文化和学术具有特殊属性，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治之外。尤其是就学术发展而言，进行纯粹的国家知识生产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可能。知识生产和创新已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需要国际交流，以便能够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国的学者可以在德中交流中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完)

最近，我们还与柏林的一些中小学校开展合作并组织中国日活动，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多年来，对汉语教师进行进一步培训也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同事宝贵的专业支持。我们还与其他德国机构和个人合作开展项目，让更多人了解与中国有关的有意思的话题。例如，我们曾经举办关于约翰·拉贝的展览，以及赫尔曼·布雷尔的展览——这位来自不来梅的商人从1906年到1952年在上海工作，一生致力于发展德中经济关系。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文化领域更频密地介绍了生活在柏林的中国艺术家，他们通过展览或音乐会展示了自己的作品。有一位中国书法家曾将德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用书法艺术性地呈现出来，这些作品因其跨文化特点受到了包括德国媒体在内的广泛关注。我们举办的活动需求大，参与人数多。我们相信，我们为文化和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活动也让人们明白，一些媒体对孔子学院的误解是毫无根据的。

中新社记者：作为德国首家孔子学院，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自成立以来，为增进中德两国相互理解作出了哪些努力？您如何看待西方部分媒体对孔子学院的一些误解？

身处万里之遥的她如何与中国结缘？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为增进德中相互理解作出了哪些努力？汉学研究如何促进德中关系发展？围绕以上话题，罗梅君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罗梅君：50年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化国家。在许多地方，20世纪70年代还能看到的农业生活和生产方式已经被工业化，甚至是最近的数字化所取代。这些巨大的变革，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比如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国家取得的巨大科技成就上，以及在创新文化的发展中，这种发展将国家传统与国际趋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德国著名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并且在中德关系史和德国的中国形象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长期致力于在德国社会推动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德学界交流互动。

罗梅君：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我的学习和长期职业生涯中，我能够一直专注于最感兴趣的话题：中国的发展。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我将对中国的认识传递给学生和对中国感兴趣的公众。与此同时，我与中国同行、学生和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了许多非常友好的合作和交流，这些经历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

1978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了助教职位，开始协助教授中国国家与社会学课程。1990年，我升任为该校的汉学教授。1981年，柏林自由大学和北京大学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这是两国大学之间的首个直接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开展了一系列项目，两座大学的学者得以在对方学校进行研究和教学。2004年前后，柏林自由大学与柏林洪堡大学在北京大学共同成立了德国研究中心。2006年，北京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合作创立了孔子学院。

罗梅君：自2006年成立以来，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在语言和师资培训、文化和学术等领域开展了众多项目。柏林自由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支持孔子学院的建设，双方一直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合作，这让我们受益匪浅。两所大学都是各自国家的优秀大学，共同举办了许多涉及历史和当代主题的研讨会和讲座，为大学内外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提供了知识交流和对话的平台。近年来，我们组织了多次关于德中关系的研讨会，并出版了相关论文。

罗梅君：目前，德中关系正在经历政治层面的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发生在全球面临危机和挑战的背景下。与过去相比，这些危机和挑战更加影响到德中关系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开始显现。在这个转型时期，对当前局势进行理性分析，并努力寻找促进德中关系发展的解决方案变得尤为重要。对此，汉学和中国研究学者，以及德中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都可以发挥特别和重要的作用。

罗梅君：在我15岁生日时，收到一本关于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书作为礼物。他在中国的生活深深地吸引了我。由此，我开始阅读更多关于中国的书，包括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并开始关注中国当代发展情况。在这种兴趣驱使下，我报读了波鸿鲁尔大学的汉学和历史两门课程，并开始学习中文。在德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我于1973年申请并在之后获得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中国奖学金。我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到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近代史。

谈到发展变化的逻辑，我认为大学和整个社会一样，人们都非常积极和投入地致力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努力将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所有人都为建设这样一个现代化社会付出了巨大努力。

这种发展当然也在大学中体现出来。比如，当我1974年第一次到北京大学时，那里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非常简陋。虽然图书馆拥有优秀的古书籍和期刊藏书，但几乎没有新的外国出版物，也几乎没有任何先进设备。如今，北京大学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之一，拥有设备精良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以及国际化的杰出学者。学校在技术和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对中国的兴趣贯穿了我的一生。作为一名学者，分析中国近代史和当前形势一直是我持续关注的课题。我研究中国绝不仅仅是专业上的例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