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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法院在运用指标体系过程中，仍然存在变形走样、背离规律的现象，增加了基层负担。”最高法审管办负责人举例说，有的法院抱持“唯数据论”的错误政绩观，将抓指标等同于抓工作，额外增加不科学、不必要的指标，把指标任务层层摊派、逐级加码，令一线法官不堪重负、无所适从。有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热衷于对辖区法院张榜排名，甚至在已进入合理区间情况下仍通报名次，导致基层跟风攀比，为名次所累。有的法院不能系统地、辩证地看待指标体系，要么为片面追求绝对的“低改发率”而“能维持尽维持”，要么为美化诉前调解数据刻意压降收案数量，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

比如，此次修订直接取消了6项分析价值可被关联数据或业务指导取代的指标。例如，法官人均结案数是由收案体量和法官数量决定的，与所在地区经济水平、政策变化、人口规模等客观因素有关，各个地区、条线差异很大，过分追求必然异化为基层负担，不宜作为评价指标。

澎湃新闻注意到，为做优做实指标体系的“体检表”定位，此次修订内容包括通报和运用机制。“最高法将减少通报频次，每季度数据会商后，随会商纪要下发指标数据通报。通报的仅是相关高级人民法院辖域内审判执行工作的运行情况，不涉及其他地区，更不包括排名信息。”前述负责人说，用来通报的指标应当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具有引领、提示、督促价值。

此外，本次修订过程中，有地方法院建议取消或压减二审开庭率指标。“我们认为，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二审案件程序透明度和庭审实质化水平，仍有必要保留。”前述负责人认为，实践中，二审是否开庭应当依照诉讼法、司法解释和个案情形决定，发挥好二审终审和定分止争效果。根据各级人民法院建议，我们剔除了撤回上诉、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案件，以加强对二审开庭案件的监督管理，确保符合法定条件的二审案件均得到开庭审理。

例如，起诉、上诉、申诉、申请再审都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不能异化为限制诉权的冲动。本次修订中，针对一些法院过度追求“低改发率”甚至“零改发率”的做法，将一审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生效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分别合并调整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引导中级以上法院在纠偏纠错时，树立“当改则改、慎重发回、定分止争”的工作理念，尽可能依法直接改判，减少不必要甚至不负责任的发回重审，防止程序空转，尊重和维护当事人诉权。

“指标体系是对照人民群众对审判质量、效率、效果的需求设置的，目的就是让各级人民法院定期检视问题、改进工作。”前述审管办负责人直言，实践中，决不能为了“数据好看”而让群众“事情难办”，更不能本末倒置，将审判执行工作变成“围着数据转、奔着数据干”。

金博体育在线登录9月3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工作，最高法于近日对《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作出重大修订，指标由26项调整为18项。

此次修订还突出强调指标体系“体检表”功能定位，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托数据会商机制加强审判态势分析研判，促进和保障审判工作健康有序运转。同时，不断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减少通报频次，规范使用指标数据，坚决杜绝排名排序，引导各级人民法院树立正确政绩观，将更多精力聚焦到审判执行主责主业上来。

“全国有3500多家法院、12.7万名法官，指标体系必须抓主要、管重点。同时，全国89%以上的案件都在基层法院，指标的功能重在评价和促推，决不能‘唯数据论’，额外增加基层负累。”前述负责人表示，审判质效提升和指标数据改善是一个渐进过程，对短期内出现的数据波动，应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为下级法院改进工作预留必要的时间空间，不宜过于频繁地通报。

澎湃新闻注意到，此次修订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一是取消部分分析价值可被其他关联指标或者业务指导取代的指标；二是将一审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生效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分别合并调整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引导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依法履行纠错职能，树立“当改则改”的工作导向；三是调整部分指标的业务口径，确保统计结果更精准、更符合办案实际；四是经过充分调研论证，调整部分指标的区间参考值，防止片面追求较优数据，加剧一线法官工作负担。

“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在开展本辖区审判质效考评工作中，不得在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之外增加其他考评项目，正在使用的应当检视、取消，坚决杜绝加码考评、重复考评。”最高法还明确要求，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辖区审判质效考评类制度文件，必须于正式印发后30日内，以院名义向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报送备案。对本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的类似文件，各高级人民法院也应严格审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