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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福的教师很难教出幸福的学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洪伟说，如果教师心理健康状态堪忧，那么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就很难传递出积极、健康的心态，也难以给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引导，他们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情绪体验，严重时可能会给学生造成“师源性心理伤害”等问题。

在做好家庭和社会协同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委会专职副主委赵长龙提出，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社会资源缺乏统筹协调。“除了学校、心理咨询和医疗机构外，社区无法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服务。青少年心理危机事件多发于社区之中，而社区缺乏与学校、医院的联动，无法第一时间掌握和评估风险，不能控制住危机事件的发生。”赵长龙说，因此，要加强社区医生对危机青少年、风险家庭的识别能力、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识别、诊断及干预能力培训，为社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精神健康服务。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基于社区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项目试点。

“重要的是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效能。”张咏梅说，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工作机制的范围不能太大：“理想的状态是，一线出现的危机个案能及时上报，专业的支持能迅速到达一线，这样学校和社会的资源就能动态融合起来了。”

“现在的孩子对自我要求非常高。”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不仅要求有自己的个性、存在感、价值观，而且也要求生活有质量。再加上在社会转型期，代与代之间的观念冲突、升学的竞争压力、社会的发展压力等都是孩子们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

滚球app推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学生的身心健康既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目标。

“学校教育责无旁贷。”刘希娅说，学生的上学体验在心理健康建设方面特别重要。在学校，孩子是否受到尊重，作为独立个体的特点是否受到关注，需要的关心、空间、参与感是否能得到回应，甚至孩子在学习当中是否体会到自主性、胜任感、意义感等，都可能会给孩子的心理上带来很大的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南阳市第一中学教师郭丽介绍，她所在的学校在提升教师整体育人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教师的心理水平，鼓励在岗教师考取心理咨询师。作为奖励，学校给能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老师报销报名费，“目前已有多名老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线上考试”。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部分学科老师依然只关注学科教学，缺少对学生心理基本需求的理解，缺少在课堂教学、班级管理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缺少对有心理问题学生的恰当关注和支持等现象。

不少来自教育一线的代表委员表示，随着各项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推行，社会对教师的标准和期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多项调查研究表明，教师群体不仅出现身体亚健康状态，还呈现出压抑、焦虑、倦怠、沮丧、抑郁等诸多负面心理情绪。

不少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表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绝不仅仅是学校的事，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需要集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在做好家校协同方面，郭丽认为：“家长积极配合、乐于参与的家庭，学生的心理压力往往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则提出要建立家长支持网络，帮助家长创建互助小组或小型社区支持资源，充分利用多方资源高效运作。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属于前置预防性教育，培养孩子们积极的心理品质、强大的心理能力，而不能只依靠出现状况以后再采取干预。”刘希娅说。

不少代表委员在调研中发现，长期规律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其体内负能量有宣泄的地方，情绪也就相对更加稳定，心理也更加健康和坚强，而且身体也不容易生病，因此建议用增强体育运动促的方式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郭丽则认为，运动确实能让不少青少年缓解压力，不过，不同的人释放压力的方法不一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释压方案，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湘潭大学校长潘碧灵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依然存在专职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不足的现象，尤其是中小学，很多学校由兼职教师开展工作。由于兼职教师大多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和专业心理咨询技能，无法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教学，学生的心理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疏解。

“要建立‘家-校-医-社’多方协同机制，做好不同类型心理问题学生的分类管理与指导。”董奇说，明确“家-校-医-社”协同机制、流程和相应规范文件，形成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管理闭环。

去年，教育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同时，成立了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全面发展，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说。

“我们学校很早给学生配备了成长导师。”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说，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分类，一类是专职心理老师，一类是由班主任、学科老师组成的辅助队伍，让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拥有强大的支撑体系。

董奇建议要加强对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完善教师心理健康培训体系，打造适合学科教师的心理健康课程和资源，帮助教师在学科教学、班级管理、家校协同中有效使用心理健康教育策略方法。同时，他建议进一步加强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学生心理健康应用专硕、专博的建设，增加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博士点，可针对不同区域需求增设定向名额，大力培养一线急需的应用型人才。

正如郭丽所说，每个孩子释放压力的方式是不同的，也许这正是让解决青少年身心问题的关键，看到和接纳每个孩子的不同，并允许他们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成长，期待每一颗种子都在自己的花期发芽开花。

两会前夕，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董奇在会上介绍，从全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大学相关研究与调研数据来看，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良好。但是，学生在抑郁、焦虑、学业倦怠、网络成瘾等方面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高发、多发、低龄化的态势尚未根本扭转。

这几天，“红孩子”这个词火了。据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那些在小学阶段拿了很多奖（全国、全省荣誉）的“红孩子”，上了中学后，一旦学业成绩跟不上，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她小学当过班长、大队长，初中也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上了高中后，尽管成绩没有那么出类拔萃，但是她依然保持在年级的第一方阵。到了高三，成绩稍有下滑，小马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排在了年级第80名左右。整个寒假，小马几乎没有休息。她非常看重这学期的第一次月考。

也参加了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芦咏莉则认为，小学生家长群体中非理性家庭养育观念与养育行为，也为日后孩子心理问题爆发埋下了隐患。比如，在面对孩子成长时那种“誓死为孩子的成长清除一切障碍”的非理性执念，并为此动用所有的家庭、社会资源。“与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无关。”芦咏莉说，即使是受教育水平很高的父母也依然存在非理性的观念。

张志勇建议尽快建立着眼根本“防未病”、立足当前“治欲病”、齐心协力“治已病”并重的分类施策工作机制。在“防未病”方面，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立足“五育并举、融合育心”，配齐用好心理健康教师，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治欲病”“治已病”方面，则需要从学校、家庭、卫生健康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等不同主体角度共同发力。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孙云晓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曾经说，因为“好孩子”更容易把外部的压力内化，当他们做得不够好时，或者遇到挫折时，他们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不原谅自己，对自己更加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