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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胡女士回顾购买过程，发现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被自己忽视了：在首次购买时，商家提供了一个宠物疫苗本，显示首次注射日期为2023年10月31日，然而，注射记录中“疫苗贴标签处”一栏粘贴的标签显示当天注射的疫苗有效期仅到当年9月5日。胡女士怀疑商家为宠物注射了过期疫苗，也可能根本没有注射疫苗。

“宠物狗买回来后一直养在笼子里，按商家的要求一天只喂两顿，喂的也是从商家处购买的过渡粮，这么短时间内生病、死亡，难道不是在店里时狗狗就已经患病吗？”林女士感到不对劲，上网搜索店名后，发现不少南京本地网友表示自己在这家店买到过“星期狗”。

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显敏说，商家在售卖因存在各种健康问题而只能存活一周左右的“星期宠”等活体动物时存在未如实告知买家宠物实际情况的问题。而且，如果此类宠物身上携带有传染性病毒，商家不仅不应售卖此类存在传染疾病风险的活体动物，还可能涉嫌违反动物防疫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深圳的杜女士在社交平台中分享了她的“踩坑”经历：她花了5000元在当地一家宠物店购买一只萨摩耶，带回家后却查出携带犬细小、冠状等病毒且全身疥螨，商家表示不退不换。由于杜女士与商家只是对携带病毒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口头约定，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未体现，最后难以维权。

袁女士对记者说，不幸中的万幸是，自己当时保留好了合同原件、宠物的疫苗本等相关证据。采访中，她反复强调，爱宠人士购买宠物前应当慎重再慎重，签合同时一定要留意内容细节，保留好相关材料。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何山教授认为，界定双方责任的关键环节是取得一份权威的鉴定结果。当宠物在购买后短期内死亡时，消费者应当将宠物送往专业的检验机构鉴定死因，特别是导致宠物死亡的病毒的潜伏期，以此来确定宠物是否在消费者购买前已经染病，为后续厘清双方责任提供依据。

回到家后，比熊犬很快就出现了呕吐症状。起初，何女士以为小狗是受凉了，可处理后小狗又开始拉肚子。第二天一早，何女士将小狗送回宠物店，请卖家帮忙照看。其间，何女士线上询问宠物狗的健康状况和检查结果，商家都含糊其词。几天后，商家称可以给何女士换一只健康的狗。何女士的第二只比熊犬在领回家后的第二天同样出现了呕吐、拉肚子的症状，经宠物医院检测犬冠状病毒阳性。接连两只狗都在购入后短期内生病，让何女士不禁感叹：“这种网上包装‘引流’的卖家真不能信。”

购买后的前两天，这只柴犬很活泼、胃口也很好，但第4天开始其精神状态就明显不好，并在宠物医院检测出犬瘟热和犬冠状病毒。卖家表示小狗生病很正常，并提出可以为胡女士换一只狗。尽管购买协议写明可以免费换狗，但店家提出需要补交300元，胡女士于是付费300元后领回一只店员满口承诺“包养活”的柴犬。但没过几天，换来的小狗又出现了呕吐、拉稀的症状，还检测出犬细小病毒，在全面治疗5天后，第二只柴犬也死了。

然而，在宠物陪伴需求渐增的大背景下，一些消费者在购买宠物时却被“坑”。《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不少网友都有与沙女士一样的经历，宠物在购买时状态良好，但在购买后一周内就会出现咳嗽、呕吐、便血甚至死亡等多种问题，网友称之为“星期宠”。在第三方投诉平台上，相关吐槽和投诉不在少数。不少消费者表示自己在购买宠物时还遭遇过商家加价、捆绑销售的情况，而之后宠物频繁生病甚至死亡，却遇到维权困难等问题。

经咨询专业人士，马女士了解到犬细小病毒潜伏期为3天到14天，而宠物到家后24小时左右就病发，据此认定宠物在带回家前就已经携带病毒。她联系宠物店时商家却表示“活体售出不负责”，拒绝承担任何费用。之后，马女士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后进行了调解，但并未起到作用。

去年年底，黑龙江的马女士在哈尔滨的一家宠物店购买了一只泰迪幼犬，购买后第二天狗便出现拉稀症状，还带有“血水一样的东西”，马女士联系宠物店，并按卖家要求让宠物空腹。第三天上午和晚上泰迪分别出现一次呕吐症状，并在宠物医院验出该犬携带犬细小病毒。

按照林女士提供的线索，记者又联系了该店的另外几名顾客。南京居民王先生说自己去年在这家宠物店买了一只金毛幼犬，带回家还没一周就死了。

新利体彩平台“把狗带回家没两天，狗就出现了呕吐、拉稀等症状，于是送回宠物店治疗，当时给开了药打了针，可是没过几天，狗狗就死了。”来自云南的沙女士去年年底看到某社交平台的“萌宠”广告推送后，在一家宠物店里购买了一只吉娃娃犬，在购买时被商家捆绑消费了高价狗粮，没想到买到的还是带病宠物。

胡女士也有相同经历。去年年底，胡女士想养一只宠物狗，在网购平台找到南京本地的一个卖家。看到卖家介绍有线下店铺，也有相关经营资质，胡女士觉得应该很正规，于是没作他想，就选中一只柴犬，谈好价格后，商家又提出让胡女士购买店内在售的狗粮，两包共计600元，胡女士总共支付1800元。

受访专家认为，宠物短期内生病甚至死亡很可能是因为身上携带传染性病毒，商家有义务在售卖宠物时将宠物真实的健康状况告知消费者，如果故意售卖存在传染疾病风险的活体动物，涉嫌违法，应当进行赔偿。

马女士以商家没有接种疫苗资质为切入点，向当地农业农村局反映了情况。过了几天，马女士接到了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向马女士了解相关情况后表示，商家给出售的狗接种的行为是违规的。几小时后，商家主动联系马女士并提出和解，最终向马女士赔偿了购买宠物的费用以及其支出的全部医疗费。

此外，约定现场看狗时，商家提供了一个地址，但胡女士并未在附近找到宠物店，随后商家改口称店铺搬迁，重新发送了定位。这一说法也得到林女士的印证。据林女士回忆，约定现场看狗时商家发了一个定位，但并非商家的真实定位，而是提供了附近一家维修店的地址，并称“到地方会来接你”。

近年来，宠物行业蓬勃发展。《中国宠物行业发展指数报告(2023)》显示，在中国结婚率下降与老龄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空巢老人和单身青年比重攀升，催生了更多宠物陪伴需求。《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宠物（犬、猫）数量已经达到1.1亿只，宠物经济产业规模达到4936亿元，同比增长25.2%，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8114亿元，宠物经济呈“井喷式”发展态势。

去年8月，家住浙江杭州的何女士决定养一只宠物狗，便在网络平台搜索卖家。通过对比，何女士最后选定了一家本地宠物店。何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是首次购买宠物狗，“（卖家）写了标价就是卖价，打过疫苗也做了体内外驱虫，还有实体店，我感觉还算靠谱”。

记者采访发现，网络平台上直播、推广、低价“引流”，随后实体店交易并逐步涨价是“星期宠”卖家的常见套路，此类卖家在谈及宠物的健康情况时往往闪烁其词。

袁女士随即联系商家要求赔偿，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不回消息，不接电话，打了12315投诉热线当地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介入后，商家才开始联系我”。动监局对双方进行了调解，袁女士提出，商家应赔偿买狗和治疗的全部费用，商家则表示仅能赔偿一半买狗的费用并且不承担治疗费用。双方意见不一致，袁女士开始收集相关证据，并从网上找到了商家的营业执照。几天后，袁女士向当地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和各种材料。

2022年年初，四川达州的袁女士在某宠物店花费1000元购买了一只柯基犬，购买后第6天，柯基开始拉肚子，并且状况越来越不好。袁女士带着柯基前往宠物医院救治，不到3天，柯基在宠物医院死亡。

记者咨询了一位业内人士，对方介绍，犬瘟热、犬细小发病一般就是7天，而宠物在店内看起来情况良好则很有可能是商家进行了操作，“血清、肾上腺素、强烈兴奋剂，3针打完就掩盖了，等买家把宠物带回家后才会慢慢暴露”。

袁女士认为，柯基购买后不到一周即发病，10天内死亡，商家有很大责任，不仅应赔付买狗费用，还应赔偿治疗费用，共计2680元。最终，商家在诉前调解时妥协并同意赔偿1500元。

但记者调查发现，袁女士和马女士这样买到“星期宠”后维权成功的例子极少。很多被商家欺骗购买到“星期宠”的消费者或自认倒霉，或因证据留存不足而无法成功维权。即使是维权成功的消费者，也仅是要回买宠费用和医疗费用，而商家在赔偿后仍照常经营、推广。还有一些商家会主动与消费者签订购买协议，并在协议中注明“支持当场检测，一旦售出，概不负责”。

林女士告诉记者，小狗刚带回家时很活泼，但是第3天就开始生病，出现呕吐、精神萎靡等症状。商家坚称自己卖的狗没问题，只是还不适应新环境，过两天就好了。林女士本以为小狗的状态会自行缓解，然而，到了第5天，小狗死了。林女士联系商家协商赔偿，但商家拒绝赔偿并表示是林女士自己喂养出的问题。

在陈显敏看来，“星期宠”纠纷中消费者维权的困难之处在于，难以确定宠物具体的染病时间。当买卖双方各执一词时，现有材料难以证明宠物是否在商家销售时就已经携带病毒。

“商家在合同中用文字规避责任的条款，属于免责条款，这种情况下并无效用。因为宠物作为活体，要疫苗和检疫合格后方可售卖，不能抛开责任谈免责。”陈显敏说。

陈显敏建议，为规范“星期宠”乱象，目前最可行的措施是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商家的日常监管，或者有关部门提高对在售宠物的检疫频次。消费者购买“星期宠”后，可以先与商家协商退货退款，若协商不成，可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投诉，因“星期宠”问题涉及带病猫狗，消费者还可以向主管卫生防疫的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依法解决问题。

双方线上进行沟通后，当天傍晚，何女士前往宠物店现场挑选。前期沟通和现场选购时卖家态度都特别好，也作了很多保证。在店家多番承诺下，何女士选中了一只比熊犬。

今年2月初，江苏南京的林女士在网络平台搜索到一家本地的宠物店，前期线上沟通让她觉得对方态度负责、宠物品相好、价格也合适，于是相约现场挑选，最终花费1600元购买了一只比熊幼犬。

马女士说：“卖家当时说给狗打了一针疫苗，但是未提供接种疫苗凭证，我问他是否有接种疫苗资质时，卖家说给自己家犬接种不需要资质，由此我推定他没有资质，这也是我维权最为关键的证据。”